宋代兵学发展：积弱引发文人论兵风潮

“文人论兵”是宋代十分突出的文化现象，是“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与“积弱图强”时代需求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为“文人论兵”提供了思想和制度基础，使文人群体树立了空前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以天下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所崇尚的精神追求。对于军事这一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文人同样具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诚如南宋理学名儒张栻所说：“盖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况于兵者，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29]这种使命感是文人论兵的重要思想基础。另一方面，紧张的边防形势为“文人论兵”的勃兴提供了现实契机。据《郡斋读书志》记载：“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30]由此可见，宋夏战争的强烈刺激，加上朝廷的有意咨访，促成了“文人论兵”之风的兴起。而宋夏战争只是“文人论兵”的发端，此后，宋与西夏、辽、金、元的持久对峙或战争又使“文人论兵”持续发展，直至南宋灭亡。

“文人论兵”对宋代兵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其一，促成了宋代兵学文献的空前繁荣。《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53家，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133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则多达347部，1956卷，数量远远超过前代。事实上，《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只是兵学文献的一小部分，在宋人大量的奏疏、文章、笔记及史著中，谈兵之作比比皆是，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宋代兵学论著的激增，固然与宋代雕版印刷大发展的时代条件有关，但大量文人踊跃论兵无疑是一个更主要的因素。(www.xing528.com)

其二，对兵学文献的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文人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的论兵之作一般都条理清晰、文辞畅达。苏洵的《权书》、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大文豪的兵论姑且不论，就如梅尧臣的兵书注释之作，许洞的《虎钤经》，綦崇礼的《兵筹类要》等，也都具有这样的鲜明特点。文人的参与大大改变了传统兵书或言语支离，或隐晦难明的缺点，提升了兵学文献的外在品质，增强了其可读性，也使其更易于传播开去，流传下来。

其三，对兵学文献的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文人是儒家思想的奉行者，而儒家主仁政，兵家尚权谋，二者在主导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异。“文人论兵”多以儒学为本位，深刻地影响到了宋代兵学的走向和特点：一方面，文人论兵之作阐释了兵儒间的异质，对兵学的批判愈发尖锐，从而在为政、用兵之道的层面确立了儒本兵末的次第，更加明确了兵学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定位；另一方面，在探讨兵学问题的过程中，文人群体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援儒释兵，以儒家思想浸润、改造兵家思想，使儒学与兵学实现了以儒学为主导的更深层次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