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立国以后，在两次幽州之战中落败，后经澶州之战，与辽议和，说明与辽的对抗并不占优势。不过，辽国实力强大，占地广袤，败于辽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北宋建立八十年之后，按说是国势日张之时，在对西夏的战争中依然受挫。西夏地处中国西北一隅，以党项族为主，蕃汉杂处，国力不强，兵力不众，但是，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中，宋廷却接连遭遇大败。这给宋廷上下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宋夏战争的局面并非一日形成，宋太宗时期对西夏政策的进退失据，宋真宗时期失灵州，宋对西夏的失控是有迹可循的，即便没有元昊的强势崛起，宋也未必在对夏斗争中占据优势。但是，三次大战的失败，充分暴露出北宋军事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如欧阳修所说，宋夏战争之前，“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识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而元昊勇鸷桀黠之虏也，其包畜奸谋欲窥中国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为虑，待其谋成兵具，一旦反书来上，然后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骇，举动仓惶，所以用兵之初，有败而无胜也”[28]。经过了初期的茫然无措，宋廷上下必须努力寻求强军之策，因此，宋夏战争的失利反而成为宋代兵学发展的重要契机。
在宋夏战争的压力下，宋初的禁兵书政策得以松动。在此之前，范仲淹、富弼等有识之士已经提出过解禁兵书的建议，但并未得到朝廷的积极回应。宝元二年（1039），兵书解禁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宋廷重新核定了禁书名目，解除了对《孙子》《吴子》等经典兵书的禁令。兵书禁令的解除为兵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庆历三年（1043）五月，宋廷首次兴办武学，以《孙子》《吴子》等诸家兵法为教材。此后的武举考试也逐渐以兵书理论为重要考核内容。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诏命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作为武学、武举的教材，这就是著名的“武经七书”。(www.xing528.com)
尽管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和“重文轻武”社会风气的巨大影响下，宋廷扶持兵学的政策显得犹疑不定，其进程也是一波三折，但不可否认的是，解禁兵书、兴武学、设武举，这些举措客观上促进了兵学的发展，尤其是《孙子兵法》等“武经七书”被确定为武学和武举的教科书，使兵学的官学地位最终确立下来，为兵学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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