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抑武”作为统治者一贯推行的治国方略，对宋代社会各阶层的意识、观念和文化心理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君主而言，以文儒治国，防范和控制武将，减少武力因素对皇权专制的威胁，是他们奉行不悖的“祖宗家法”，即便在濒于亡国的危难之际，也不曾须臾放弃。
对于文臣官僚而言，一方面，他们在维护君主专制方面与君主利益一致，往往从借鉴历史教训的角度出发，不断强调武将拥有重权是“倒持太阿”，为“崇文抑武”方略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文人的重文辞、学养、风雅与武人的粗犷、无学、强悍之间存在着气质的差异，文臣武将相互鄙薄的现象自秦汉以来即不绝于书。在“崇文抑武”的政治环境下，文臣的鄙武、排武倾向更加恶性发展。庆历年间，边防吃紧，宋廷曾鼓励文臣换武职，但应者寥寥。即便是皇帝指定，也往往为文臣所抵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范仲淹等四位文臣边帅反对换武职之事。范仲淹三次上表请辞，他在辞表中陈述的理由是：“臣守边数年，羌胡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改观察使，则与诸族首领名号相乱，恐为贼所轻。”[18]庞籍、王沿也表示不肯，只有韩琦勉强接受。不久，朝廷只好重新将他们恢复文职。(www.xing528.com)
发生在范仲淹身上的另一件事，也颇可印证当时士林的轻武风气。据载，理学名儒张载年轻时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仲淹，却受到范仲淹的申斥，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19]。可见，范仲淹虽然身膺儒帅之任，但对于兵事的鄙薄却是根植于意识深处的。至于那些不幸沦为武职的读书人，或借由武职恩荫入仕的人，即便并非身列行伍，也总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换授文资。如苏轼曾上书仁宗，请求将武学博士何去非换为文资，称其“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20]。宋真宗时，陈尧咨“善弓矢，美仪彩”，真宗欲将他换为武职，接待辽使，许诺他如换武职，当授予节钺。然而，当陈尧咨禀告母亲时，他母亲却大怒，“命杖挞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21]可见重文轻武之风已何等深入人心！无怪乎官至枢密使的狄青无奈地感叹，“韩枢密（韩琦）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22]。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感受到朝廷“崇文抑武”的政策导向，耳闻目睹儒生“科举及第”的荣耀，深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极大热情习文科考，却不愿意习武从军。加之宋代广收犷悍之徒、失业农民及刺配囚徒充军，大大降低了军人的社会地位，愈发加重了时人以从军为耻的心理。仁宗年间，富弼即已指出，“今人重文雅而轻武节”，“但稍能警励有廉耻，则焉肯为卒伍之事乎？”[23]神宗时，王安石也说：“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24]流风所及，就连那些世代以军功为业的将门子弟也转而从事科举，哲宗时，苏辙指出，“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25]，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重文轻武风气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南宋时期，军事斗争形势越发严峻，重文轻武之风却并无稍减。史载，理宗年间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董槐“少喜言兵，阴读孙武、曹操之书”，之所以要“阴读”兵书，原因在于他父亲认为研究兵学不是正途。[26]叶適为武举人厉仲方作墓志，称他应武举是“失路误入”，深深为他不能考中文进士而惋惜。[27]终两宋之世，重文轻武之风像一条无形的绳索，约束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影响着宋代政治、军事、学术的很多方面，也极大地制约了兵学的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