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兵书到文人论兵：兵学发展的制约与优化

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之下，“武”受到的压制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政治制度的设计、官僚体制的运作、武将的权力地位、大小政务的处理，而且包括兵书和兵学。只不过，由于时代环境的变迁，“崇文抑武”作用于兵学的方式有所不同，初期是以禁防为主，后期则转变为“文人论兵”潮流下儒学对兵学的浸润和改造。

宋初，随着“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逐渐深化，兵学发展受到的钳制越来越明显。所谓“崇文”，目的就是使儒家的伦理纲常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以文治教化百姓，防止“内患”的发生。另外，兵书作为讲究用兵韬略的著作，不但可以用于对外战争，而且可能成为民众“犯上作乱”的理论指导。因此，宋代统治者在防范、抑制武将的同时，也对兵学存有严重的戒心，甚至在很长时间里禁止兵书的传播。景祐元年（1034），富弼上书说：“国家所禁者，盖恐生变。”^[17]这里所说的“变”，可能来自普通百姓，也可能来自骄兵悍将。因此，宋初对兵书的禁令是全面而严厉的，不仅民间不得私藏，连武将也被禁止研习。

宋初禁兵书之政持续了近八十年，这段时间，是宋代“兴文教，抑武事”国策大力推行的时期，也是边防形势较为平稳的时期。虽然因为唐末五代的战乱，官藏图籍散落民间，加之民间藏书分散，难以实现全面的管控，但从制度层面上来讲，无论是执政大臣、统军将领还是普通士子、百姓，私习兵书都在违法之列，这一点严重限制了宋初兵学的发展。(www.xing528.com)

仁宗宝元年间，宋夏关系日趋紧张，客观上要求整军经武，单纯靠“禁兵书”来“抑武”已经不可能。范仲淹、富弼等纷纷提出解禁兵书，宋廷也先后弛兵书之禁，设武学、开武举，编校“武经七书”，文人论兵蔚为潮流，兵学研究似乎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当时的兵学状况，就不难发现，在论兵之作层出不穷的表象下，“崇文抑武”仍然影响着兵学的健康发展，只是其方式由显而隐，由禁止和排斥转为对兵学的儒学化浸润和改造。这一方面造成了宋代兵学著述的繁盛，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兵学的儒学化，在兵学理论和实践层面产生了诸多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