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抑武：有效治国之道

宋代立国于唐末五代半个多世纪的战乱之后，宋太祖本人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也是因袭了五代悍将的一贯做法，因此，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推展，对于宋太祖君臣来说，如何结束唐末五代政权频繁更迭的乱象，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权，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经过深刻的历史反思，宋初君臣认识到，藩镇坐大、武人专政是唐末五代乱局的根本原因，要想国祚长久，就必须杜绝这一隐患。因此，防范武将专权成为宋代建章立制的根本出发点。“防弊之政”的思想和实践逐步发展，最终导向了“崇文抑武”^[2]的治国方略。

宋太祖即位之初，着手任用文臣为知州，对于主政大臣，明确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3]，这些都明白地显示出他倚重文臣治国的态度。但这一时期，由于政局不稳、边疆未宁，对武将的防范尚未导致严重的文武失衡，在军事决策、军事指挥、边将任用等方面，宋廷所依恃的还是武将：枢密院主要由武臣执掌，重要战争的战略部署与武将议定，北部边防更是委任久经战阵的宿将分区防守，给予较大的自主权。即便选文臣治大藩，也重点选取“儒臣有武干者”^[4]，如张齐贤、辛仲甫、王明等。

宋太宗朝，“崇文抑武”原则基本确立，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央王朝所采用的具有纲领性质的治国方略”^[5]。太平兴国四年（979）和雍熙三年（986）两次北伐的失败，使宋太宗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初期的“志在恢复”转变为“守内虚外”。与这种转变相适应，“兴文教，抑武事”^[6]成为新的施政纲领。一方面大兴文教：扩大科举取士规模，使大批儒生学士进入官僚队伍，成为封建统治的基干力量；通过拜谒孔庙，兴建崇文院、秘阁等表示对文儒的优崇；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重用文人官吏，等等。另一方面则抑制武事：在北部边防，由进取转为防御，尽量减少军事冲突；加强对武将的防范，起用资望俱浅者掌管禁军；实行“将从中御”，加强对前线将领的控制和约束，等等。至太宗朝中期，“兴文教，抑武事”的效果已表现得十分突出，端拱二年（989），王禹偁上书指出，“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官常，或一行可观，一言可采，宠锡之数，动逾千万，不独破十家之产，抑亦起三军之心”。他担心崇儒会导致“授甲之士，有使鹤之言”，提出“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7]可见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文武已经出现明显的失衡，“崇文抑武”已成定势。

宋太宗朝之后，“崇文抑武”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宋英宗时，蔡襄上书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8]这一局面继续发展，到宋神宗朝，文人政治已臻成熟，以至于文彦博会理直气壮地对宋神宗说，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9]。(www.xing528.com)

“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之下，文臣武将地位日益失衡，文臣的势力不断扩张，武将的权力逐渐被侵削，最终在北宋中叶形成了“以文制武”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文臣在枢密院中取得了绝对优势，武臣地位日益下降。据陈峰先生研究，北宋一代，文臣担任枢密使、枢密副使的人数和时间都远远大于和长于武臣，而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灭亡，文官更是完全执掌枢密院达七十一年之久，占北宋全部时间的42．5%之多。^[10]另一方面，武将在地方统兵体制中的地位也逐渐沦落。从宋太宗朝起，地方统兵官中开始参用文武，如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陕两路都部署”，自王继恩以下的将领并受节度。^[11]宋真宗朝开始起用一些文臣为经略使，统制沿边兵马，如咸平五年（1002），右仆射张齐贤一度被任命为“邠宁环庆泾原仪渭镇戎军经略使、判邠州。令环庆、泾原两路及永兴军驻泊兵并受齐贤节度”^[12]。同年，又以邓州观察使钱若水为“并代经略使，判并州”。《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在此条记事中补充说明道：“上新用儒将，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实同也。”^[13]也就是说，此时的经略使虽然未兼都部署之名，但实际职任已经是地方军事统帅。

宋仁宗庆历年间，随着宋夏战争爆发，“以文制武”体制正式确立。庆历元年（1041），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分别以文臣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为诸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以禁军高级将领李昭亮、葛怀敏等为副都部署。至此，以文臣为“帅臣”，以武将为“将官”，“以文制武”遂成定制。这一体制确立以后，被其后的宋朝历代君臣奉为祖宗成法。宋哲宗时，刘挚即指出：“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国家承平百有二十余年，内外无事，以其制御边臣得其道也。”^[14]南宋时期，虽然战事频仍，武将的地位一度有所提高，但防范武将、“以文制武”依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规则之一。

“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与“以文制武”的政治体制，是宋代兵学重要的观念和制度前提，从根本上决定了宋代军事的基本面貌，以及宋代兵学的特质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