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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夏金元兵学的深远影响

时间:2023-07-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宋、辽、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兵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一批卓越的军事家和优秀的兵学论著,中原农耕兵学与北方游牧兵学冲突融合,交相辉映,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成就,对后世兵学和军事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复次,宋、辽、夏、金、元兵学对立、冲突、交流和融合,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兵学体系。尤其是元代兵学的成败得失,更多地成为后来清朝统治者的镜鉴。

宋辽夏金元兵学的深远影响

宋、辽、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兵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一批卓越的军事家和优秀的兵学论著,中原农耕兵学与北方游牧兵学冲突融合,交相辉映,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成就,对后世兵学和军事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儒学成为传统兵学文化的绝对主导。宋儒作为论兵主体,在发展了兵学的同时,也使先秦意义上的兵家归于消亡。在“武经七书”取得官学地位之后,反而再无继承兵学功利主义的理论著作问世。由此,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儒学通过批判、阐释和吸纳兵学思想,规定了战争观、战略思想等高层次的价值取向,兵学则提供具体战争指导层面的方法和知识。换言之,儒学为主,兵学为从;儒学为体,兵学为用。这种二元结构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儒学统摄兵学,形成了与政治文化相一致的兵学理论,规范着中华民族的战略思维和军事实践;另一方面,兵学地位的降低以及独立性的消解,严重影响到兵学的创新和发展。

其次,加剧了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泛和平主义倾向。宋代兵学的儒学化是“以文制武”政治体制的胜利,也是儒家道德主义对传统兵家功利主义的胜利。儒家从民本主义出发,反对穷兵黩武,强调义战,谋求以非战手段解决争端,铸就了中国兵学文化的和平主义性格。和平主义固然可贵,但是,由于对功利主义的长期压制,和平主义不可避免地泛化:在战略决策上,道义原则优于利益考量,“慎战”往往成为“不战”“畏战”的托词;在社会文化心理上,一味排斥暴力,崇儒抑兵,导致尚武精神沦落,军事发展缺乏持久动力。

再次,强化了国防战略的防御性特征。从兵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国防战略防御性特征的形成与兵学儒学化的过程是同步的。随着兵学被逐出国家战略决策领域,国防战略上的功利色彩逐渐淡化,强调战争对内政的破坏力,宣扬“以德怀远”,主张“来则御之,去则勿逐”。在实力衰落的王朝末世,防御战略更易于沦为消极防御。这一点在宋、明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复次,宋、辽、夏、金、元兵学对立、冲突、交流和融合,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兵学体系。以宋代兵学为代表的中原农耕兵学与以元代兵学为代表的北方游牧兵学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差异,但是,二者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共同丰富了中国传统兵学宝库,对明、清兵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元代兵学的成败得失,更多地成为后来清朝统治者的镜鉴。

【注释】

[1]刘庆:《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次高潮》,《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2]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53页。

[3]朱熹:《读虞隐之尊孟辨》,《晦庵集》卷七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薛季宣:《拟策一道》,《浪语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朱熹:《四书或问》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刘敞:《与吴九论武学书》,《公是集》卷四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兵权上》,《叶适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61年。

[8]《我战则克赋》,《公是集》卷一。

[9]《杂著·师三年解》,《公是集》卷四十六。

[10]黄仲炎:《春秋通说》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吕祖谦:《左氏博议》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蔡襄:《上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3]张栻:《跋孙子》,《南轩集》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5期。

[15]参见黄朴民:《兵儒合流与学术兼容》,《中国军事科学》1999年第3期。

[16]欧阳玄:《进宋史表》,《圭斋文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www.xing528.com)

[17]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8]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下册,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1页。

[19]脱脱等:《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

[20]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

[2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党项羌传》,中华书局,1975年。

[23]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后集卷三《方略》,《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本书所引《武经总要》均出自该本第三至五册。

[24]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上《太祖本纪释证上》,中华书局,1985年。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180—181页。

[26]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7]《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四。

[28]赵珙著,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笺证·军政》,《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29]《蒙鞑备录笺证·马政》,《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57页。

[31]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后汉纪二》,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六月,中华书局,1956年。

[32]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二《熙宗孝成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

[33]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十四《东丹王传》,中华书局,2014年。

[34]脱脱等:《金史》卷七十九《宇文虚中传》,中华书局,1975年。

[35]《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后梁纪四》,后梁均王贞明三年三月。

[36]彭大雅著,王国维笺证:《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37]《蒙鞑备录笺证·军政》,《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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