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兵学交流与融合:优化方案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30]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历史同样符合这一规律。辽、夏、金、元等北方民族政权凭借强悍的骑兵攻城略地，但在与汉文化的接触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汉化的趋势。辽世宗“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31]；辽圣宗喜读《贞观政要》，推崇唐代诗人白居易；辽兴宗、道宗皆好儒术，重视汉文典籍的收集和整理。金朝入据中原后，女真贵族很快汉化。金熙宗自幼师从原辽官韩昉及中原儒士，“宛然一汉户少年子”^[32]；海陵王完颜亮嗜习经史，汉化程度也很深。流风所及，女真贵族竞以文雅相尚，深受儒家文化濡染。元朝实行民族区隔和民族压迫政策，汉族士人受到很大压制，一些蒙古权臣也极力抵制汉化，但元代儒学依然传承发展，蒙古贵族的汉化程度也越来越深，元文宗、元顺帝等都有很深的汉文化造诣。辽、夏、金、元等政权的汉化，加速了中原兵学与北方民族兵学的交流与融合，中原兵学思想更多影响到北方民族政权的军政大略及作战指导，中国传统兵学体系也得以吸收北方民族兵学的精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宋、辽、夏、金、元时期多民族兵学的交流首先是书籍文献的交流。两宋对北方民族政权实行禁书政策，除了儒家经典之外的书籍，都予以严格限制，兵书尤甚。辽对中原地区也采取禁兵书之策。尽管官方层面的兵书交流壁垒重重，但各政权之间的兵学交流仍然持续进行着。一方面，言兵者不止兵书，流入北方各朝的经、史、文集、类书等各类文献中都含有兵学内容。另一方面，北方民族政权攻入中原后，搜求各类文献，必然包含了兵书资料。如契丹军后晋末年进入中原，北归之时掳掠大量财物，其中就包括珍贵的图书文籍。金军攻入汴京，将北宋国子监所藏图书、书版尽数劫夺而去。此外，尽管有政府间的禁令，书籍“走私”活动实际上很难禁止。辽初，东丹王耶律倍就曾“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33]。金熙宗时，因出使被扣留的宋臣宇文虚中被告谋反，收集罪证的方式就是“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而宇文虚中自辩说，“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34]。由此可见，汉文书籍在北方官僚士人阶层中的传播是相当普遍的，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等书，就是很好的例证。

宋、辽、夏、金、元时期多民族兵学交流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从战争中相互学习。北方民族军队擅长骑射，但他们作战的胜利却不仅在于骑兵，还在于善于通过学习新的技术和战法，适应新的战场环境。如，辽军起初不善攻城，辽太祖神册二年（917），契丹军进围幽州，掌管“山北八军”的汉军首领卢文进“教之攻城，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铜以洒之，日杀千计，而攻之不止”^[35]，围困幽州二百余天。金人的攻守卫城战术也在战争中迅速改进，天会四年（宋靖康元年，1126）进攻宋汴京时，已经表现出强大的攻城能力，攻城器具有火梯、云梯、偏桥、鹅车、洞子、楼车、对楼、撞竿、兜竿等，金军营地之外则用“叠桥”防御法，对火器的运用也突飞猛进。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面对南宋水网密布、多山地丘陵的地理条件，骑兵并不能施展所长。忽必烈听从宋降将刘整的建议，积极训练水军、制造战船，围困襄樊六年之久，最终将其攻克。元灭宋战争的胜利，不是骑兵的胜利，而是骑、步、水、炮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胜利；不是野战的胜利，而是攻城和水战的胜利。(www.xing528.com)

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多民族兵学融合于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之中。无论农耕兵学还是游牧兵学，都要遵循战争基本规律。在对战争规律的理论阐述上，中原兵学远远走在世界兵学的前列，在宋代，《孙子》《吴子》等“武经七书”已经成为完备的兵学体系的代表作，被广泛推崇和运用。北方民族英勇善战，其军事成就主要是战绩而非兵学论著。但是，以中原兵学理论揆诸北方民族的兵学实践，则莫不若合符节。比如，北方民族骑兵以快速机动为特点，蒙古军“疾如飙至，劲如山压”，“来如天坠，去如电逝”^[36]，正是《孙子兵法》所谓“兵之情主速”（《九地篇》），“其疾如风”，“侵掠如火”，“动如雷震”（《军争篇》）。快速机动是诸多作战指导原则的基础，只有快速机动，才能调动敌人，掌握主动权，“先处战地”，“致人而不致于人”；才能“避实而击虚”（《虚实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出奇制胜；才能集中优势兵力，“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虚实篇》）。可以说，北方民族骑兵的战争实践极好地诠释了“兵贵神速”的作战指导原则。又如，在治军方面，北方民族虽然并无条文繁复的军法军规，但军纪十分严酷，“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37]，这一点也与中原兵学的治军理念相契合。孙子讲“法令孰行”“赏罚孰明”，都是治军问题。孙子讲“将之五德”——智、信、仁、勇、严，“严”也是指军纪严明。再如，北方民族战术灵活多变，多诱敌、设伏等诡计奇谋，见利则进，不见利则不进，善于分进合击，等等，与孙子所谓“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篇》）如出一辙。总之，北方民族骑兵作战的丰富实践，从新的角度印证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兵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