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兵学与游牧兵学：差异、冲突及解决方案

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自先秦开始就一直存在，是贯穿中国两千多年文明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先秦时期的戎狄、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等等，是北方民族的先祖。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严酷，北方游牧民族分分合合，代兴代亡，虽然历经千余年，社会形态却并无大的进步。因此，宋、辽、夏、金、元时期，辽、夏、金、元等与两宋的战争本质上依然是处于较落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对于富庶的农耕民族的侵犯战争。而在这一时期，中原农耕文明高度发展，“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0]，传统兵学获得了空前发展。北方民族政权交相更迭，辽、金相继兴起，西夏独立西北，最终出现了军力极为强悍的蒙古帝国，深刻影响了亚洲和欧洲的历史进程，北方民族骑射兵学也发展到顶峰。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中原兵学与以游牧文明为基础的北方民族兵学之间，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和冲突。这种差异和冲突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也表现为兵学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原传统兵学有悠久的历史、系统的理论、丰富的兵学文献，在宋代文人政治之下蓬勃发展，而北方游牧兵学更多地体现为实践，鲜有理论总结，更少兵书论著。元朝建立后，推行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政策，宋代文人政治失去基础，中原传统兵学也随之跌入谷底。

农耕兵学与北方民族兵学的冲突，首先表现在战争观方面。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匈奴用兵有如下描述：“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21]这些描述揭示了北方民族战争观的核心：“以利为战”，战争的目的是“趋利”“逐利”，利则进，不利则退。

宋、辽、夏、金、元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依然奉行同样的战争观。史书对党项人的描述是：“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22]“居沙碛中，逐水草牧畜，无定居，便于战斗。利则进，不利则走。”^[23]对于战争的逐利性，北方民族统治者毫不讳言，成吉思汗曾经说：“人生之乐，莫如歼馘仇敌如木拔根，乘其骏马，纳其妻女以备后宫，乃为最乐。”^[24]可见，血亲复仇，对奴隶、牲畜、女人等的掠夺，是北方民族最核心的战争观念。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在奴隶制时代，“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用劳动获取更容易甚至更光荣”^[25]。

辽、夏、金、元等“以利为战”的战争观与中原王朝有着根本不同，尤其是儒家所倡导的“师出有名”“尚义轻利”“柔远怀来”等，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正因如此，两宋奉行的消极防御战略效果不彰，一方面，北宋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试图通过妥协退让谋求和平，使四夷向化的思想更加显得迂阔不切实际，在现实中也连连遭遇失败。而另一方面，宋神宗、王安石主导的进攻作战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却因国防战略、军事体制、后勤供给、将领指挥等方面的问题而难以为继。

农耕兵学与游牧兵学的冲突，在作战方式上主要体现为步兵与骑兵的冲突。辽、夏、金、元的军队均以骑射见长。女真人“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不用舟楫，浮马而渡”^[26]，“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27]。蒙古人自幼“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故无步卒，悉是骑军”^[28]。骑兵是北方民族军队的主要兵种，弓马之利是其战斗力的核心优势所在。(www.xing528.com)

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生产方式和作战方式高度一致，生产力能够快速转化为战斗力，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些北方民族骑兵的天然优势。马匹、弓箭、刀、矛等，既是游牧打猎的工具，也是作战的武器装备。游牧渔猎活动中侦察、追踪、佯动、诱捕、设伏、围攻等，直接运用于战争，就是作战之法。氏族、部落，既是生产组织也是战斗组织，全民皆兵，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兵力，迅速投入战争。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影响到军事，行军作战时不备大量后勤供给，主要靠掳掠以足军用，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此外，这些北方民族久居苦寒之地，部众体魄强壮、坚忍耐劳、生性勇猛，军队具有彪悍的战斗力。由于社会组织相对简单，军事民主制遗风尚存，部族领袖往往亲自统兵作战，也使作战指挥更加快捷高效。强大的冲击力和快速机动能力，是北方民族骑兵战术的基础。为了保证骑兵持续快速机动，金、辽军队中一般都有从马，蒙古人建立了更为完善的从马制度，“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29]，将骑兵的快速机动能力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也将古代骑兵战术推向了高峰。

在火器未能充分发展之前，骑兵对步兵具有绝对优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唐强盛时期对北方民族战争优势的确立，主要是因为有强大的骑兵可与北方民族骑兵角逐漠北。宋代则不同，立国之初便失去了东北、西北马源地，养马成本高，成效差，加之奉行防御战略，骑兵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很难组织远途进攻作战。因此，宋代抵御骑兵的思路主要是设置林木、沟渠等障碍，或者利用山河之险，或者发展以车制骑、以步制骑等战法，南宋时岳家军积极发展骑兵，与金军进行骑兵野战，但并非南宋的主流战法。

除却兵种上的天然优劣，宋与辽、夏、金、元等军力上的差异，根本上还是源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不同。从社会文化上看，农耕经济的相对稳定性，专制统治对民间武装力量的防范，以及儒家教化的规制，使宋代社会的尚武精神逐渐缺乏。尤其是在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之下，武将和武力因素受到空前的抑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这与北方民族的彪悍勇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军事制度上看，宋代以募兵制为主。按照统治者最初的设想，将饥民、罪隶、失职犷悍之徒收入军中，既可“弭盗”，又可“足兵”，但实际上，募兵制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从宋仁宗朝开始，冗兵、冗费就已经成为突出问题，禁军战斗力疲弱的状况也日益凸显。尽管为了增强边防力量，宋朝不断采取招募沿边土兵，选任将帅，加强训练，改行保甲法、将兵法等措施，但是，制度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不解决，终归无法有效提升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