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容盛实德衰：兵学与军事实践的畸形互动优化

后世史家称宋代“声容盛而实德衰”^[16]，是说它文教发达但事功不济。在军事领域，宋代同样呈现出文事与武备的巨大反差。一方面，各类论兵著作层出不穷，形成了兵学史上继战国之后的又一高潮。另一方面，兵学的发展并未对军事实践产生有效的牵引，军事上颓弊不振、败绩连连。这一局面可以概括为兵学的“声容盛而实德衰”。

首先，文人论兵之作风行，虽然兵书数量繁多，奏议论策更是皇皇大观，但真正切要且有价值者却不多见。如宋初兵书《虎钤经》，共二十卷，前十卷论治军作战之法，后十卷多为“六壬遁甲”等阴阳占候类内容。即便前半部分，也多抄撮历代兵书而成，创新内容很少。又如苏洵《权书》，虽在文坛声誉甚著，但在兵学上却无大的价值，其反对“用间”等观点甚至违背兵学常识和规律。兵书内容不来源于军事实践，自然也就不能很好地指导军事实践，这是宋代兵学与军事实践反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崇儒抑兵”治国方略之下，兵家功利主义思想在国家军政大计制定方面受到排斥，消极防御战略占据主导地位。在宋代历次重大边防事件中，诸如太宗、真宗时灵州的弃守问题，仁宗时对夏攻守问题，神宗时熙宁开边问题，哲宗时割弃横山诸寨问题，南宋关于和战“国是”的争论，等等，无不存在战略上的激烈论争，但是，除了王安石支持王韶经略西夏等少数情况以外，大部分时候都是消极防御战略占上风。正是由于缺乏从功利角度对军事问题的长远观照，宋代君臣在面临边防危机之时，往往一味强调内政与战争的矛盾，强调“以德怀远”的立场，难以跳脱“消极防御”的窠臼。相比之下，北宋刘平、薛向、何亮等基于利害关系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被束之高阁，甚至在史料中寻不到踪迹。南宋亦然，即便有辛弃疾等提出富有远见的战略方案，也无法进入战略决策。(www.xing528.com)

再次，武学、武举制度的设计也不利于兵学对军事实践发挥作用。宋代文人政治家们认识到将领对战争胜负和国运兴衰的重要作用，在“以文制武”体制之下，他们一方面支持“抑武”，严密防范武将，另一方面又希望重塑将领群体，培养、选任既忠于君主又文武兼备的将才。武学、武举制度承载了文人官僚们培养韬略型将领的理想。从宋仁宗朝开始，武学、武举虽然屡有波折，但终于成为定制，推动了宋代兵学的发展。然而，从培养将才的角度看，武学和武举制度并不成功。武学的规模不大，生员以百人为额，最多也只有二百人左右。武学生入仕的主要途径是武举，入仕门径狭窄，造成很多沉滞多年的老武生。武举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录取名额仅三十人左右，与文科举的取士规模完全无法等量齐观。更重要的是，武举难以选拔出优秀人才，也不能人尽其用：武举考试“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重文章而轻武艺，往往成为落第文人的假途；武举授官过低，且多为监当、管库，或镇寨都监、监押、巡检等基层武职，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带兵打仗；南宋孝宗时虽然提升了武举授官等第，但从军的武举人“往往自高，不亲军旅”^[17]，难以在军中久留。总之，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武学、武举并未能成功培养出智勇双全的将才，兵学理论与军事实践未能有效联结，这是宋代兵学很大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