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宋代思想史的人，大都会注意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宋人对于兵学的推崇和贬抑都十分强烈。推崇者将《孙子兵法》等兵书视为鸿宝，如南宋郑厚在《艺圃折衷》中说：“《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杨著书皆不及也。”[3]贬抑者则对兵家大加挞伐，认为“诈力之尚，仁义之略，速亡贻祸，迄用自焚，是故兵足戒也”[4]。这两种声音长期共存、相互激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兵学的推崇主要源于紧张的军事形势。两宋终其之世，一直处于与辽、夏、金、元等的军事斗争之中，强兵胜战的迫切需求成为兵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对兵学的贬抑则主要源于宋代“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崇文抑武”必然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崇儒抑兵”。在这两个持续存在而又相互矛盾的因素中，“崇文抑武”更具决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宋代兵学的成就和特征。宋儒站在意识形态主导者的立场，对《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兵学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
首先，在治道层面上，儒家学者坚持以儒学为本，以兵学为末。朱熹解释《论语》“灵公问陈而夫子遽行”一节时曾说：“夫子去卫之意，盖以兵而言，陈固兵之末，以治道而言，则兵又治道之末也。”[5]这一观点代表了宋儒关于兵儒次第的基本立场。宋儒从治道角度批评兵学，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是担心兵家“诈谋”影响风俗教化。如刘敞指出，武学是“教之以术而动之以利”，会使教化渐弱、风俗渐变，进而危及统治秩序。[6]叶適也认为，武学研习兵书是“徒以不仁之心上下相授”，而“授天下以不仁之心，患之大者也”。[7]这些理由无论是否成立，都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同时贬低了兵学的地位和价值。
其次，在用兵之道层面上，儒家学者反对兵家“诈”“利”思想，主张用兵以正、仁义制敌。宋儒继承先秦儒家军事思想，常将儒学与兵学的异质诠释为仁政与诈术、王道与霸道的对立，强调仁政、王道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意义。如刘敞认为，“仁”“义”既是为政纲领，也是武备根本：“以道德为藩，以礼让为国，以忠信为用，以仁义为力，故守必有威，动则能克。”因此，“战在胜不在多，术在德不在他，是以弃天时与地利，贵王道与人和”[8]。在他们看来，“夫以孙吴之智窥桓文之德，尚不能合，以规圣人之道，固绵远矣”[9]。有的儒家学者甚至认为，《荀子》《孟子》《易经》等儒家经传才是用兵之本，价值远在兵书之上。在这些论述中，兵家的权谋之术与儒家的王者之师截然对立，“崇儒”与“抑兵”同时被推至新的高度。(www.xing528.com)
再次，在用兵之术层面上，也有些顽固的宋儒反对以诈术取胜。北宋苏洵曾说：“夫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智于此，不足恃也。”（《权书·用间》）南宋学者黄仲炎也说：“兵贵奇胜，圣人恶之。何哉？曰《春秋》正其谊、明其道而已矣，功利不与也。夫兵以奇胜者，孙武之术，岂圣人之教哉？”[10]荀子“仁人之兵不可诈”之说被宋儒进一步引申，吕祖谦甚至提出“诚可制诈”，“彼之诈至于万而不足，我之诚守其一而有余”[11]。在此，儒家的讲求仁义与兵家的追求功利、儒家的以正用兵与兵家的以奇取胜构成了尖锐的对立。
应该说，宋儒强调“仁政”“义战”的重要性，对于规范战争行为，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兵学文化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当“崇儒抑兵”贯穿到具体作战指导中，则有悖于军事斗争的规律，滑向了坐而论道、偏颇迂腐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崇儒抑兵”导致对兵学不恰当的贬抑，即便对兵学推崇，也建立在“儒本兵末”前提下，这就奠定了整个宋代兵学的基调，严重影响了兵学的健康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