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传统上，我国《宪法》并没有规定司法审查制度，法院也就无权通过司法程序审查和裁决立法、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令以及行为是否违反宪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审判机关无权在刑事诉讼中就侦查机关的强制措施、强制性侦查行为是否得当进行司法审查。我国《宪法》已经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主要内容以及相应保护程序，这些规定高于《刑事诉讼法》《警察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这些规定也当然应该适用于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实施、审查方面。在公民遭遇到非经法定程序批准或者非依法实施的技术侦查措施，有权通过现实可行的程序进行权利维护、权利救济以及国家赔偿。现实可行的权利救济途径，当然包括司法救济，包括在刑事诉讼中要求法院排除非法证据，也包括救助司法机关纠正非法侦查行为。《宪法》第37条、[7]第38条、[8]第39条，[9]实际已经给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确立了基本权力范围。至于权利救济途径，《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从反面来看，如果不建立司法审查程序，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容易出现各种弊端，尤其容易出现权力滥用。在毒品案件中，这种侦查权力滥用所能导致的危害，甚至会远远超出程序违法，导致公权私用或者制造假案，从而产生极大的社会危害。以“马进孝案”为例，马进孝与甘肃省的临洮、临夏和西固等地公安机关的个别人员联手，在2001年先后制造了“荆爱国贩毒假案”“杨树喜贩毒假案”以及“彭某贩毒案”，使得荆爱国、杨树喜、彭某先后被一审判处死缓或死刑。[10]虽然这些案件在死刑复核程序时被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纠正，最终被改判无罪，但是已经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暴露出特情证据在司法审查中的制度漏洞。如果从技术侦查的实施、技术侦查证据的司法审查角度，荆爱国、杨树喜、彭某等案的制度运行缺陷，至今尚缺乏彻底反思，如果不构建清晰的司法审查制度，“马进孝案”再次发生的可能始终是存在的。技术侦查资料受到司法认真审查，既是出于维护涉案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对办案人员办案过程的法定审查程序。这种司法审查应当包括对于案件事实审查、司法行为审查、非法证据审查三种。(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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