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搜查，是指为了从公民的身体或贴身隐秘部位、隐秘空间内获取有关证据或物件，而实施的搜查措施。人身搜查的目的，一般包括获取公民的生物样本、私密部位、私密空间藏匿的物品等。人身搜查主要涉及公民的身体健康权，但是并不局限于身体健康内容，由于搜查发生的场所、搜查发生的侵入程度不同，搜查还涉及公民的人格权、隐私权等内容。“与人身搜查联系在一起的是个体的人身自由权、人格权、隐私权、健康权等与人的身体有着密切关系的权利，特别是当人身搜查是在公共场所进行时，搜查行为对个体的人身自由、人格、隐私等权利的限制和侵犯表现得特别明显。”[37]人在诉讼中应当受到有尊严的对待，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国家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执法人员在采取强制侦查措施时，也应当保证公民身体健康和基本的人格尊严。正因为人身搜查具有侵入性、伤害性的可能，国家需要对于侦查机关的执法程序进行规定，不能仅仅因为其主体身份就直接推定执法过程具有合法性；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国家建立严格的司法事后审查程序，纠正错误的执法程序，使被执法对象能够有最基本的权利救济途径。
“健康权是指各人都有使自己身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并使自己体质健壮、精力充沛的权利。”“人身自由权是指行为主体自主决定支配自身起居、行动自由的权利。”[38]对权利人来说，人身健康、自由是仅次于生命权的重要权利，如果这些权利都得不到国家的及时、有力救济，财产权就更难以得到国家的基本保障。我国刑法对于普通主体侵犯人身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性的不可侵犯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名誉权、住宅不受侵犯权以及婚姻家庭权等都作出了明确详细的规定。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至今依然保留了死刑刑罚，不可谓刑罚不重。但是在法定主体执法程序方面，没有道理不进行更加细致的规定，以防范执法人员滥用权力。事实上，这种权力滥用所能导致的伤害结果，其危害性远远大于所谓普通主体的犯罪行为。从根源上说，普通主体伤害的是国家公民的人身自由，破坏的是国家的法律秩序；而执法主体的滥用权力，伤害的不仅是国家公民的人身权利，更是国家统治的根基（国家掌控力）。如果普通犯罪分子猖獗，国家只要任命一两名公务员就可以及时治理，但是如果国家掌控力丧失，政权就有丧失执政资格的可能。相比普通刑事犯罪，国家更应当防范那种无视公民保护、滥用国家暴力的行为，严惩利用国家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不法行为。基于此，国家刑事执法程序、刑事执法过程，需要进行更加完善、具体的立法。(www.xing528.com)
刑事搜查程序和行政检查程序在这个时代，越来越难以区分各自法律边界、使用目的、具体手段。这种混同现象应该不属于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独有问题，很可能是各国所普遍面临的执法问题。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第一，立法与执法存在一定脱离环节。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原本在立法上具有各自明确的针对对象，行政检查只适用于行政执法问题，刑事搜查只能针对涉嫌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警察执法时却具有一定执法选择权，立法者难以具体规范警察执法中的不规范行为。第二，警察的执法选择权具有一定合理性。刑事案件的发生往往难以事先预计，警察在长期的执法中会形成一定的执法经验，在行政执法程序中也可能发现刑事案件的线索，这种执法环境的变化具有一定合理性，不能一概禁止警察的侦查手段变化，即使在行政执法中也应当保留一定的机动权力。第三，刑事搜查的司法事前审查程序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为了避免警察无理搜查，司法事前审查往往会设置搜查批准的一定证据标准，但是警察往往会通过行政检查绕过事先审查的手续。这种警方操作未必一定不能接受，如情况紧急时候，应当允许警察无证搜查，只是需要增设对于无证搜查的事后审查程序即可。“在犯罪控制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为了满足侦查实践的需要，从近期来看，消除无证搜查的制度性障碍，一方面可以使法定的无证搜查措施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消除侦查人员规避无证搜查程序的外部因素。”[3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