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内发性与巨额禁烟税的关系

清末、民国时期，鸦片在中国境内也曾进行了广泛的种植与流通，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掌控力。军阀混战产生了巨大的军费需求，导致从1916年至1926年，各地军阀均开始鼓励甚至强制百姓种植罂粟。军阀通过向鸦片贸易征税的方式获取高额利润，以增加收入招兵买马。在20世纪前半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纷纷群起追逐鸦片贸易带来的权力和利润。^[18]各地军阀大肆种植鸦片、收取鸦片税收，从而扩大自己掌握的军队和地盘。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假借“寓禁于征”“以征促禁”等名号禁烟敛财，除烟亩税金，过境税（含杂收保护费等）外，还征收烟馆捐、烟民开灯吸毒“证照费”等。如，广西从1932年至1935年，“禁烟”税均为省税中第一大税。巨额“禁烟”税的征收，庇护和助长了制贩吸毒活动的发展，鸦片烟毒流及各省。^[19]地方种植、贩运鸦片，获取大量非法收入，不断扩充军队，使得中央掌控力急剧下降；中央地方合流通过毒品进行敛财，导致各地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各地割据势力乘势进一步扩大，又进一步加剧了吏治的腐败和民间的贫困。大量种植的鸦片挤占了粮食产量，加之战乱影响，使得当时各地经常发生饥荒。受到鸦片毒害的各个社会阶层日益濒临破产，自然无法进行社会经济的各种建设。旧中国烟毒危害之烈，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西南地区烟民数量就高达600余万，占总人口8%。无数吸食上瘾的烟民，不仅被戕害身体，耗散资财，甚至破产堕落，沦为游民无赖，如娼妓、盗贼、扒手、乞丐等，造成劳动力的大量丧失，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生产。1950年春，西康、川南地区严重饥荒，就是土地种烟过多、严重缺粮造成的。

甘肃虽地处西北内陆地区，其受害程度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末、民国时期，甘肃的毒品更是泛滥成灾，影响深远。民国后期，甘肃政局动荡，地方割据势力迅速崛起，开拓地盘、扩充军队。为了筹措军费，军阀大肆开放烟禁，征收烟亩罚款，在被逼无奈之余，民众不得不种植较多的鸦片，以应付沉重的苛捐杂税。例如：国民政府时期，名义上属于甘肃所辖的河西各县和临夏地区由于青海马步青、马步芳在当地有驻军，甘肃省政府对于河西、临夏当地的鸦片种植基本无法管理。^{[20] [21]}1936年，在甘肃省35个产烟县中，外销大于内销的县份主要集中在河西地区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玉门、安西、民勤、古浪、金塔、高台和永昌11个县（河西地区当时是马家军阀的势力）。靖远县处在黄河岸边，运输比较方便，由此促成了外销大于内销的趋势。天水烟毒大半来自甘谷、秦安、清水、临潭、卓尼、西固、武都县一带。庄浪县产烟不多，存土较少，在禁烟以前烟民吸食之土均由甘谷、靖远和秦安莲花城等地零星贩运而来。总体上，1936年甘肃省烟土运销的内销大于外销。此时，6年禁烟计划实施不到1年，烟民数量巨大，吸食者还未受到根本性控制，烟土的消费量甚多。甘肃省在未施行禁种以前，每年外销烟土1800万两，内销2000万两。^[22]在鸦片种植泛滥的甘肃省，据1950年6月不完全统计，皋兰、永靖等13县种烟即123 100余亩，其中皋兰县即达61 000多亩。1950年3月2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禁烟禁毒布告》之后，各级政府普遍组织工作组，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禁绝烟毒。至6月间，全省即铲除烟苗11万亩。1951年1月17日，省人民政府再次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布告》，在烟毒较多地区、交通要道、人口集中地区广为张贴。2月15日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布《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是年春，全省成立各地禁烟禁毒委员会或禁毒小组，结合减租、土改及春耕生产等中心工作，及时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逐渐提高农民觉悟，发动群众检查、铲除烟苗。当年，全省又铲除烟苗147 000多亩。经过连续两年的宣传教育和动员群众铲烟，甘肃省汉族区大规模种植鸦片的情况得到有力的制止。(www.xing528.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全摒弃了过去将地方财政建立在畸形鸦片经济基础之上的危险路径，不再从鸦片上寻求任何利源。同时，随着土改、减租减息、“三反”“五反”等运动的开展，农民从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且随着对基层政权的大清理，一批积极分子充实到基层政权的行列中，推行政令的积极性高涨，社会动员能力空前提高，加之民众对新生政权的各项政策普遍持认同支持态度，国家与民众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禁政速度大大加快。在短短几年之内，影响近代甘肃省的百年烟毒从此绝灭。1958年，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已经摆脱了烟毒。但是，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北、西南地区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禁烟进展比较缓慢。^[23]出于民族团结目的，当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禁毒工作主要使用“慎重稳进”方针，没有与汉族地区同步进行，反对强迫进行禁毒，主要采取自觉自愿方式慎重禁毒。少数民族地区的禁毒工作大概在1953年至1956年基本完成。^[24]大西南最难开展禁毒工作的是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凉山、西昌等百万彝族人民聚居区，不少人靠种植鸦片作为换取枪支和向汉区换取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来源。政府从宣传教育开始着手，逐步引导彝族上层和彝民认识烟毒的危害，并在已建政并有一定条件的地方，一方面宣传教育种植鸦片的害处和多种粮食的好处，一方面采取决议、公约等办法，逐步减少鸦片种植，最后达到完全不种。1954年8月至12月凉山各县普遍开展宣传。布拖、金阳、昭觉等县先后召开大小会议600余次，受到宣传教育的彝族群众4万余人。不少上层头目和群众拥护禁毒措施。1954年，布拖四县原种鸦片2万多亩，经过宣传教育，当年年底自动铲去1.6万亩。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土改斗争的深入，全州逐渐实现了禁绝鸦片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