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的毒品问题优化

就发展状况、规模、毒品亚文化的持续时间等问题来讲，毒品兼具世界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所谓世界性，是指毒品泛滥的危害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实际是针对全球所有国家的一种社会安全治理问题。随着近现代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毒品以及毒品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对所有人类都构成了威胁。无论是毒品的种植国、过境国还是消费国，均面临毒品问题所带来的严峻形势。伴随着世界进入近现代工业化大生产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长时间完全隔绝于世界性的经济联系，这就导致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脱离同步而来的毒品制造、贩卖网络的戕害。尽管在一定时间段内，某些国家的毒品问题可能表现出相对稳定、低发的状态，但是只要原有阻碍毒品犯罪的因素出现某种减损，或者国家掌控力出现某种程度的减损、缺失，毒品就会迅速地呈现出蔓延态势。

以美国为例，约翰逊政府在1965年发动了一场全面打击犯罪的战争（War on Crime），有组织毒品犯罪成为主要的针对对象。1968尼克松在美国总统大选时，进一步提出了“毒品战争”（War on Drugs），并在任期内进行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之后的里根与布什政府也持续开展打击犯罪的战争，历届政府过度使用监禁刑应对毒品犯罪，造成监禁数量空前增长。1970年，美国联邦监狱和州监狱共有在押囚犯不到20万名，至2009年全美羁押人数达到了1 529 780，加上看守所的767 620名在押囚犯，美国在押囚犯总数达到近230万。^[1]即使如此，美国依旧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毒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美国吸毒人数就已经稳定在4000万左右。仅大麻、可卡因、海洛因三种毒品，美国年销售量就高达约1.5万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承认美国毒品年消费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2。美国政府为了打击毒品走私、控制毒品泛滥每年都要拨专款150至200亿美元。目前，美国治疗吸毒者这一项开支每年达到600亿美元。

战争和腐败，会降低国家的社会掌控力；毒品则会伴随着战争、腐败，进一步恶化当地的秩序，戕害社会恢复机能。毒品问题不仅仅是世界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毒品的世界性决定了每个国家内部的毒品案件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也决定了单独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只可以做到降低毒品案件的危害程度，但是难以根绝毒品；而且只要境内毒品问题一时难以禁绝，毒品问题将会持续不断地威胁国家控制力。

在国际范围内，毒品问题难以在短期内禁绝，主要是因为毒品已经伴随着世界经济分工，深入到世界经济链条中的每个环节。处于经济分工环节之中的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日益蔓延扩散的毒品犯罪；出于各自不同目的，各国也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或者应对策略。这就使得国内毒品禁政与世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紧密联系；对于毒品问题，国际政治关系也呈现出复杂的“双向影响”样态。总体难以对于世界毒品问题进行有效解决。(www.xing528.com)

一方面，一些地区的毒品问题实际上是由国际政治关系恶化造成的。典型的例子就是“金星月”地区，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当地国家治理秩序遭到致命打击，阿富汗国内各抵抗组织纷纷种植罂粟和走私毒品获得经济来源，美国出于政治对抗目的，提供政治保护、后勤联经等方面的支持。双方合力致使阿富汗的毒品形势在苏联入侵后大幅恶化，阿富汗毒品种植面积迅速蔓延。最终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阿富汗、巴基斯坦成为世界上非法海洛因生产量最大的两个国家；随后的10年，该地区又成为与毒品相关的国际犯罪中心。另一方面，国际禁毒合作也会影响国际政治关系。毒品侵害全人类共同利益，但是各个国家由于处在毒品问题链条的不同位置，因而存在不同的解决方案。当国家间关系稳定时，双方开展禁毒合作比较顺利；反之，当两国政治关系出现障碍时，禁毒合作则可能面临重大困难甚至走向停滞。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的土耳其与美国，两国之间的联盟关系经常受到毒品问题的干扰。土耳其位于欧洲南端，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但是这种盟友关系却一直受到土耳其国内罂粟种植问题的干扰。作为世界最大的毒品吸食国，美国希望土耳其严厉打击当地毒品种植，但是这种要求与土耳其本国的禁毒计划存在明显差异。两国之间的禁毒政策之争，导致尼克松、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与土耳其原本潜在的矛盾呈现出尖锐斗争态势。^[2]

进入21世纪后，毒品案件的世界性更加明显，国际贩毒组织日益成为盘旋在各国国家治理问题上的一片阴云。海地是过去毒品泛滥的标本，委内瑞拉则可能成为未来的样态。北欧、加拿大以及美国部分州进行的“软毒品合法化”，^[3]难以解决本地区的毒品问题：第一，毒品问题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吸毒市场的扩大问题，“软毒品”合法化是否会导致更多的人接触毒品，目前并无直接证据，但是这种风险总是存在的；第二，开放“软毒品”的有条件销售，尽管可以获取较高的税收，但是基于毒品的危害性，这种创收难以让公众获益；第三，毒品犯罪的“隐蔽性”，不会因为“软毒品合法化”而消失，毒品组织的主体框架，仍然会存在一种国家难以理清的形式存在；第四，“软毒品”的低毒性，并不意味着“软毒品”贩毒组织的社会危害性一定低于其他毒品犯罪组织；第五，国家难以查清毒品组织是否会以“软毒品”为名，发明、制造、售卖高毒性毒品。

即使在一定时间内，隔绝于世界性交流的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毒品禁绝现象，但这很难改变世界范围内的毒品泛滥现状，只要再次进入世界性交流，这些地区的毒品往往会再次沉渣泛起。客观而言，毒品与国力并无直接联系，决定毒品控制是否有效的直接因素是国家现实的社会掌控能力。美国作为20世纪的第一强国，始终未能摆脱世界第一毒品消费市场的不利地位。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毒品问题始终是高悬于头顶的一把利剑，只要出现国家秩序松动，毒品就会乘虚而入。战争和腐败是损害国家掌控力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毒品泛滥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