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经过半年多的实施后，2016年1 月7日，昌平区卫生监督所兴寿分所接到投诉称某餐厅无人劝阻吸烟。第二天上午，监督所派出2名卫生监督员调查后发现，该餐厅就条例对员工进行了培训，设有6名控烟管理员。检查结果为合格。而投诉事件起因于6日晚上有客人就餐时吸烟，并不听服务员劝阻，餐厅不得已报了警。另一桌客人因被动吸烟，不想买单并向12320投诉。卫生监督员对此建议控烟员打出“我介意”“请停止”“不可以”的劝阻吸烟手势，也可打电话投诉，或拍照并上传到“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号，制止吸烟行为。[47]北京市一直保持控烟力度，并非始于条例。早在1995年，北京市率先制定了《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下称“禁烟规定”或“规定”）。2008年，以举办“无烟奥运”为契机，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北京市禁止吸烟场所范围若干规定》，进一步拓展了禁烟公共场所的范围。如果追溯控烟的缘由，我们会发现：一方面是为了履行国际义务。2005年8月，全国人大批准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承诺在2011年实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目标；另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目前，北京市吸烟人数约419万，不吸烟人数约1800 万，其中约1000万人经常受到二手烟的危害。我国死于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达到136.6万/年，如不控制，到2050年将突破300 万/年。[48]类似控烟中以法律课予私人完成行政任务的例子所在多有，如2007年通过的《广东省扶助残疾人办法》第18条规定：“盲人和重度（一级）肢残人凭残疾人证免费乘坐城市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其他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可以享受免费或者减半缴费优惠。”就是在照顾、帮助残疾人方面课予公交公司以原本应由政府完成的责任。现代社会中，政府不可能在所有任务领域齐备人员、设备和技术等条件，而且任务复杂繁多，任务领域不断增加。与此相对的是，民间人、财、物充沛，管理有效。因此，借助私人完成行政任务势所难免，此种现象在现今也成为一种蔚然之势，符合民主、效率原则。但是，正如李震山教授所言，这种立法的便宜性如不能在法理上和实务中妥善处理和诠释，就会造成国家过度介入私人领域，模糊国家任务、功能与责任，最终导致责任政治空心化。[49]
因此，将行政主体的法律义务转嫁给经营者、管理者等私人带来问题：首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它与类似的行政委托等行为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它自身的特性是什么？尤为关键的是，在法律义务转嫁给私人时该遵循哪些原则？即转嫁的界限是什么？因为这种立法的便宜性的边界也是国家权力和社会及个人权利的界限。下文以北京市控烟条例和《人民防空法》（下称“人防法”）为分析样本，同时兼及我国行政法上较为常见的一些转嫁行为，如水污染物自动检测设备的安装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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