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主体大量运用私法形式，将会产生所谓“公法遁入私法”的危险。原则上有两种防范措施：一是事前即阻隔行政进入私法的途径，强制要求行政必须完全依据公法在公法的领域内做出行为；二是容许行政转入私法领域内从事行政活动，赋予其裁量权，但课以其行政义务，除了遵守私法规范外，仍应遵守公法的基本原则。[214]此时的私法即所谓行政私法。
介绍行为形式选择的时候，已经对三种情况下如何遵守法定的限制作了阐释。在此，针对组织形式选择权的限制进行介绍。(www.xing528.com)
针对学者们提出的自由选择权的危险，对有组织权者的组织形式选择自由有必要进行以下五种限制：一是如果宪法已规定组织形态，不可抵触该宪法规定；二是基于法律优越原则，如法律对特定组织形式作出规定时，行政主体不得与之相悖；三是主导国家大政方针的任务不得移转给私权利主体；四是不能因行政组织私法化的结果，而完全泯没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五是必须确保民主性控制的要求。[215]同时，为确保组织形式民主正当性，可运用的手段有：其一，制度上的控制。常常可以通过层级化的对机关的组成、内部秩序、事务、财务的机关监督（也称职务监督，Dienstaufsicht），对其行为是否适当、合乎行政目的的合理性监督（也称专业监督，Fachaufsicht）和有无违法的合法性监督（Rechtsaufsicht）进行。其二，规范上的控制。即立法机关通过制定规范对行政机关进行控制。法律明定行政任务的目标和执行方式，并对符合不同要件的各类生活明确其法律效果。当然，这需要独立的司法进行配合，以落实法规范的内容。其三，财务上的控制。指必须运用财政手段来影响行政行为，如通过预决算的控制。〔1〕行政任务委托民间时，根据前述确保民主性的手段，依据法律规定或双方签订的契约，设计出具体的控制与监督机制以确保民主性控制的要求。因此，选择组织形态时主要考量的两大因素是：任务的适应性和民主性控制的确保。必须提及的是，陈爱娥教授特地指出组织形式的选择，尤其是私法形式的行政组织，不能完全泯没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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