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化穿过边界和文化，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驱进，部分是意识形态的，部分是经济的因素。”民营化的范围常常由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所决定。民营化范围的决定权通常交给公共博弈场（the public arena）。[98]以色列教授巴拉克艾勒茨（Daphne Barak-Erez）没有详细告诉我们影响界定非公私合作范围的因素具体。对此问题，下面以美国政府业务委托民间办理为例，期待能够收到管窥之效。
美国政府业务委托民间办理的项目众多，委托的容许性与界限常常受到下列因素影响：[99]
第一，各机关根据业务法律的授权即基于职权裁量进行。(www.xing528.com)
第二，法律规定的界限，有的法律明令禁止外包工作项目。例如1982年制定的《退伍军人补偿、教育及就业法》（Veteran’s Campensation，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ct of 1982），作出限制规定：“凡直接关系病患医疗之活动，不得外包私人办理。”除非“外包能节省百分之十五以上之开销，且医疗品质维持不变甚至更佳”。[100]
第三，为了配合政策需要。1979年前后，美国政府推出许多政策，如劳工保护政策、小型企业扶持政策、国内外采购平衡政策（付款平衡计划）、环保及能源政策，这些对于采购契约的缔约对象和内容造成实质影响。有些政策在1990年后陆续纳入法律之中。一般行政机关委托民间执行业务时，根据相关联邦财产暨行政服务法、缔约竞争法及联邦采购政策局法，倾向以本质上政府的职能（an inherently governmental function）作为衡量的标准。凡本质上属于政府的职能部分，一律不得作为委托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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