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书的教育性使其成为消费产业的关注重点
影视、游戏等娱乐产品虽然已经广泛地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但娱乐业与儿童之间具有天然的鸿沟。1982年尼尔·波兹曼出版了人文社会学著作《童年的消逝》，揭示了在娱乐文化影响下童年正在逐渐消逝的现实。与成人广泛接触电影、电视、游戏等媒介不同，童书特有的“教育性”“思想性”特征使其成为家长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首选工具。相对于影视来说，童书暗含着教育儿童积极向上和热爱学习的意义。因而在童书跨领域发展过程中，童书显在的教育性就成为了其他产业乐于合作的基础，以营利为目标的相关企业非常乐于通过童书的“教育性”塑造娱乐、服装、零食等产业积极的品牌形象。娱乐产业对童书出版的并购过程本身，除了建立全媒体的产业链以外，其意义更在于通过并购可以获取更多的内容资源和品牌资源，通过版权经济实现童书内容的跨媒体转化，有效提升儿童娱乐产业的市场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讲，虽然在跨媒体、跨界发展并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童书本身就是商品，完全具备商品属性，但无论媒体巨头或是日常消费产业与童书出版的联合，都并非意在依赖童书的商品性获利，而是利用童书的“教育性”来获得儿童和家长的认可，打通产业边界，实现产业互惠。
（二）消费主义凸显了童书的商品特征
德国诗人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童书在其产生之初同样被赋予了独特的社会价值，它引导着孩子的文化，滋养着儿童的精神世界，代表着社会精英阶层对儿童发展的基本期望。因而童书往往蕴含着一种严肃、认真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态度。然而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消费主义的蔓延，童书这一独特的知识产品也随之发生着悄然的转变，童书不仅是为渴望阅读的儿童而写的作品，更成为为作为顾客的孩子们而创作与出版的产品。20世纪上半叶，随着大量出版商投身美国儿童出版，纽伯瑞、凯迪克等专门性的儿童图书奖项陆续设立，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童书出版的大繁荣，童书也开始成为“生意”。[8]1988年出版人周刊开始每月发布童书畅销榜，作为一种市场驱动手段，预示着童书市场时代的到来。[9]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斯特恩斯（Peter N.Stearns）在谈到消费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指出，起源于服装的消费主义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推动下，自18世纪早期开始迅速席卷欧美以至全球，从服装、家具用品，一直延伸至“儿童”，童书也随机成为一种消费品，而这种消费主义革命正以令人惊诧的速度在中国上演。[10]在各类排行榜、奖项，以及名目繁多、目的各异的早期阅读推广机构与活动的带动下，童书的知识性与商业性的边界正在模糊，在这场以“儿童图画书”为代名词的童书消费运动中挟带着强烈的消费主义色彩，阅读的娱乐导向日益凸显，童书出版需要走下“神坛”，与服装、玩具等各类商品一道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www.xing528.com)
（三）全语言教育观念使童书价值受到空前的认可
人类80%的知识信息都来源于阅读，但这并不足以支撑整个童书业的空前繁荣。直到20世纪下半叶，1966年国际知名儿童语言教育专家玛丽·克莱（Marie Clay）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首次提出“读写萌发（Emergent Literacy）”这一概念，冲击了人们对于阅读能力的基本认识。这一理论使人们意识到，阅读并不是心智成熟以后才能够开始的事情，而是一种从出生就已经开始具备的能力，听、说、读、写是相互融合的整体，需要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接触包括书面语言在内的各类语言经验得以持续发展。该理论撼动了以读写技能训练为基础的传统语言教育导向，人们开始追求通过阅读为儿童营造“全语言”（Whole Language）的环境，在阅读中为儿童提供语音、语法、书面符号和各学科经验，以及语言理解和语用的基本场所，早期阅读的重要性渐入人心。[11]而后续众多研究均证实了早期阅读的重要性，早期阅读不良将会对儿童未来的语言和学业成绩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小学生二年级时的阅读成绩与其6年后的阅读水平高度相关，其相关系数达到0.72，而对阅读困难的补救措施收效甚微。[12]正是鉴于早期阅读对儿童未来发展的这种重要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将“阅读”放在教育改革的重要位置，致力于提高儿童的早期阅读能力，进而提升国民素质，提高国家竞争力。时至今日，早期阅读早已被世界各国纷纷倡导，甚至成为重要的国家政策和国际潮流，而童书的繁荣与发展正是得益于全语言教育观念引导下的这场阅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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