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创作中所依赖的语言符号、童书表现内容的社会性决定了儿童图画书的社会性。在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看来，人类用来传达心灵意义的符号系统本身就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他认为：“如果某个个体的言行能够为一个共同活动（没有共同活动便不会有意义的共同体）所涉及的任何其他个体所理解、接受或信任的话，他的言行便有了一种新的普遍性——社会普遍性。”[4]一切可以在人际间相互交流的符号和语言都是社会的、共同的和分享的。而书籍从其历史产生来看，就是人类精神与意识的反映，是通过物化的语言等符号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文化[5]。儿童图画书的语言虽然不完全为文字语言，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图画语言，但无论是文字表征还是图画表征，均是意义共同体“集体协商”的结果，反映着特定群体的精神文化。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决定了儿童图画书的社会性基因。
（二）儿童图画书的反映并传播社会价值(www.xing528.com)
儿童图画书是文艺作品的一种形式，而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以作者为中介被创造出来的内容，它反映的是作者对社会精神结构的感应。作者只是在微观层面上进行了想象和创作，作品反映的是社会精神结果或者说是世界观，是“世界观此时此地恰好以某种方式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6]。因此儿童图画书必然反映着一定时期、一定社会背景下特定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表现着具有社会特征的内容。纵观童书的发展史，同样可以看到一部关于阶层、性别等社会基本问题的描绘史。“波特的图画书是时代价值观的最好例子。虽然她笔下的角色都是动物，但动物的社会非常类似波特自己所熟悉的世纪之交的英国。阶级划分在那个社会很重要……”[7]西方早期儿童文学作品中充斥着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男性的比例远大于女性，男孩表现出勇敢、冒险精神，而女孩却不仅柔弱，而且需要被保护。[8]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观念逐渐被大众所广泛接受，当代美国童书中的性别歧视正在逐渐减少。[9]童书中除了对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念的反映外，更反映着社会的基本生活，在诸如对《七只瞎老鼠》等作品的价值争论就强有力地说明儿童图画书作为文艺作品，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紧密关联，它不仅是作者思想的反映，更在宏观层面上反映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传递着特定群体、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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