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反恐中的职能定位优化为：政府的反恐职能定位

所谓政府的反恐职能定位，是指政府根据反恐形势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对其职责任务的范围、任务、方式的确定”^[7]。恐怖主义猖獗的形势形成了迫切的反恐要求，从这种客观环境来讲，它是促成政府反恐职能形成与确定的重要外部因素，而从政府的内在能力方面讲，政府强化其反恐职能有其合理性。

恐怖主义虽然可怕，但在人们生活中却并非有形和常见。人们往往对它们的防范不甚主动，有时甚至无动于衷，再加上搭便车的心理，容易形成“集体行动” 的困境。但是，等它们变得严重和显见时，人们就无余地再去行动，因为恐怖事件已经发生，灾难性后果已经形成。相对于社会公众的松散被动，只有政府，才具有全局的防控视野、强大的组织调控能力和规模的资源保障水平；才能有计划、有步骤、全方位地构建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制度体系；才能可持续地、有序地推进反恐工作向纵深开展，从而成为反恐的主导力量。所以，不难理解，我国政府在中央层面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反恐怖主义法》、建立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发展反恐技术和装备以及在地方层面组建反恐突击力量、颁布反恐防范管理规范地方标准^[8]等的主导意义所在。必须认识到，这些工作是保障社会秩序长期稳定所必需的，它需要巨大的投入，需要强烈的战略意识和宏观思维，有时甚至以牺牲短期的个体利益（例如，烦琐的安检将提高公民的出行时间成本），这都是任何社会个体难以主导的，必须由政府来发挥作用。(www.xing528.com)

政府作为社会公益的集成者和代表者，能够以其公正的立场、规模化的专业群体、缜密的反恐计划来开展反恐工作，并以“组织”的存在方式来应对作为其副产品的寻仇、报复和反报复^[9]，这被认为是除去政府之外的其他个体和组织所不能实现的。哈特（H.L.A.Hart）也认为，“在缺乏官方垄断的‘制裁’ 的情况下由自救引起的隐潜的仇恨可能是严重的”，人们“无组织地捕捉和惩罚犯罪的努力”所造成的“时间浪费是巨大的”。^[10]为此，世界各国大都成立反恐机构专司反恐事宜。我国亦成立专门机构，对之进行针对性改革。例如，我国2001年成立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并于2013年更名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2002年，公安部成立反恐怖局，承办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2015年，公安部专门设置副部长级的“反恐专员”，改变之前副部长分管反恐工作的格局，反恐工作的重要性更显突出。^[11]上述举措，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防范和制止了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