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文化产业中还是其他商业活动中,因为签订、履行合同而产生的争议都很常见。这也导致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成为商业争议中最常见的一种涉及刑民交叉的争议。
合同欺诈。一般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签订、履行合同等民事法律行为。此种情况下,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其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见我国《民法总则》第148条);另外,合同欺诈也可以是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合同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签订、履行合同等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与受欺诈方签订合同的另外一方当事人对该第三人欺诈明知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受欺诈方才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其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见我国《民法总则》第149条)。
《民法典》中与之相对应的条款也是第148条与第149条。
从上述内容可见,合同欺诈的争议仍然属于民事与商事范畴。对于出现欺诈情形的,需要受欺诈方自己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根据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依法采取要求撤销合同、赔偿损失等救济方式。受欺诈方不主动采取上述维权行动的,国家司法体系不会主动介入。
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达到法律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年修正版)(以下简称《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以下情形涉嫌合同诈骗罪:①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②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③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④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⑤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合同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为: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其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是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分界线。目前司法实践中,“数额较大”是指达到人民币2万元以上。(www.xing528.com)
从上述内容可见,合同诈骗属于刑事犯罪的范畴。被诈骗的合同当事人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刑事途径寻求救济。同时,鉴于犯罪行为不仅仅侵犯了被害人的权利,还破坏了国家法律的实施,因此即便被诈骗的合同当事人没有报案,公安机关通过其他途径发现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涉嫌合同诈骗的,也可以立案并展开侦查工作。
对比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在事实方面两者都存在合同一方当事人对他人进行“骗”的行为,也都存在误导合同相对方并违背其真实意思的后果。因此在实践中,某个行为是属于合同欺诈还是属于合同诈骗,确实不易区分。一般来讲,对于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情形,由于当事人是具备履约的真实意思的,不具备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因此即便其存在“骗”的情况也不宜认为是合同诈骗,而是属于合同欺诈。但是对于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情形,就应当结合其他实际情况予以审查。比如,如果存在收款后逃跑、挥霍、转移资产等与履行合同无关的情形,或其他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比较明显的情形,就很可能构成合同诈骗。
文化产业各个参与主体在寻求救济与化解纷争中,首先应该明确争议的性质是属于合同欺诈还是合同诈骗,是否存在涉嫌合同诈骗的可能。一般来讲,由于刑事处罚的极大威慑性,一旦有证据证明合同争议的相对方确实涉嫌合同诈骗,则受害一方往往可以在化解纠纷的过程中争取到主动地位,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同时,即便确实由于涉嫌合同诈骗,纠纷进入了刑事程序,也并不意味着受害的合同一方不能通过民事途径获得赔偿。我国司法程序的传统操作中,确实存在“先刑事、后民事”的实务操作,这就导致诈骗方虽然遭到刑事惩罚,但是受害方的赔偿往往无法及时解决。目前的司法实践已经开始逐步改变这一传统思路,逐步更多地赋予受害方在刑事程序开展的同时,并行开展民事救济程序。
比如,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他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或者该行为人构成犯罪,但是受害人仍可以通过民事起诉要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他人承受合同后果;比如,法人单位或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受害人仍可以通过民事起诉要求该法人单位、非法人组织来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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