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五经博士及其重要性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 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陆贾给刘邦讲《诗》、《书》

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出身小吏,对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没有好感,也不喜欢经学。 陆贾经常向刘邦说明《诗》、《书》的重要作用。 刘邦听得不耐烦,骂他说:“我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也能够在马上治理它吗？ 当初汤武逆取而以顺守,文武并用,这才是使国家长久的道理。 从前,吴王夫差、智伯力量强大而很快灭亡。 秦坚持严酷的刑法不变,因此也短命而亡。 如果秦统一天下之后,效法古代先圣,施行仁义,陛下又哪有机会得到天下呢？”刘邦听了,不由面红耳赤,觉得很惭愧。 他令陆贾把古时候天下兴亡的道理明白的写出来上奏。 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没有不说好的,把他的书称作《新语》。 这时候,应该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只是陆贾所做的工作,从实际考虑,已经属于经学博士的职能范围了。

到文、景帝时期,在文献上有记载的,有一经博士。 如张生,如晁错,是《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是《春秋》博士。 虽然有了像这样设置的经学博士,但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官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下诏要求官员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的贤士,皇帝亲自进行考察。 董仲舒对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认为董仲舒的建议很有道理,采纳了他的进言。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 这样,儒家经学以外的其他学术思想、学派失去了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就成为官学中的权威。

五经博士设置之初,人数不多。 宣帝末年,增至12 人。东汉初年,博士有14 人。 《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 从此时到东汉末年,博士人数一直维持在编人员14人。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50 人。 昭帝时,弟子增加到100人。 宣帝时增加到200人。 成帝末,弟子增至3000 人。汉末,太学十分兴盛,学生有3万余人。

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 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 一般是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 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 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 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 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 如果不遵守师法、家法,不仅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经担任博士的职位,一旦发现,也要被逐出太学。 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博士官衔虽然不高但很有实权。 不仅教授弟子,而且常常参与出使或议政等国家大事。(www.xing528.com)

在五经博士设置之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就紧密起来。统治者的好恶往往决定不同时期不同经书的地位。 《汉书·儒林传》记载: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 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 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 江公呐于口。 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 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 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 其后浸微。 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 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 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 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 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 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 后有过,左迁平陵令。 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 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 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 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 江博士复死。 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官。 使卒授十人。 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 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 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 ……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 由是《穀梁》之学大盛。”

很明显,政治力量成为左右一家之学是否兴盛的关键力量。 武帝当政时期,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受到推崇。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地位尊崇,《穀梁》之学取代《公羊》之学的地位。

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穀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成为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 在这次议会中最醒目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身分,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使会议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

董仲舒

明、章帝当政时期都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学。 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 诸儒执经问难于前。 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场面非常壮观。 建初四年,章帝亲自主持,在白虎观大会诸儒,考详同异,一个月后才结束。 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超过石渠阁议奏。 《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 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 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 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