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平时期的七国之乱：吴国与中央政权的长期对抗

汉平“七国之乱”是指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西汉平息以吴王濞为主谋的吴王濞和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昂、胶东王雄渠七国的诸侯发起的叛乱。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的矛盾。而直接导致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准备削弱王国的势力。

王国势力威胁中央是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就形成的隐患。刘邦认为秦王朝短命而亡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大力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前后分封了同姓九人为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辖地广阔,户口众多,拥有的权力很大,可以自己铸币,征收赋税等。 高祖时期,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对维护中央集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还不突出。

齐王刘肥

高祖死后,吕后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扩张吕氏的势力,孝惠帝死后,又封诸吕为王。 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刘氏子弟,控制很严,有些诸侯甚至被折磨致死。 齐倬惠王刘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连他也不肯放过,齐倬惠王几乎忧虑至死,担心自己不能生离长安。 听从谋士的建议,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极力讨好吕后,这才得以保住性命。 这个时候,诸王还没有能力威胁中央。

吕后死后,诸吕暗中准备发动政变。 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 他们悄悄联系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同诸灭吕氏家族,然后推举将闾继承帝位。 刘将闾应约起兵,吕产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 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联络,表示不必兵戈相见,相约待机共伐诸吕。 这时,朱虚侯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诸灭了吕氏家族。 群臣认为代王恒母家薄氏没有野心,估计专擅朝政的情况不会再出现。 于是相商,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继位之前地位本来不是很高。 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开始突出。 文帝出于巩固自己地位方面的考虑,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

汉文帝刘恒

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 即使像在平吕中立下大功的绛侯周勃也不能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掌控都城局势,避免在朝中受到掣肘。

其二是封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诸皇子为王。 例如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梁王揖死后改封梁王。 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位置也比较重要,可以牵制东方诸国、避免朝廷直接受到各封国的攻击。

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实力较大的大国分为几个小国,例如分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把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都分封为王。 这样,齐国分为几个小封国,每个封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统一行动,对中央构成威胁的可能性降低。

这些措施的实施也难以避免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战争,文帝时期王国叛乱时有发生。 当初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然在诛杀诸吕时立下大功,但他们曾有拥力齐王将闾为帝的计划,所以文帝对他们比较顾忌,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 城阳王章早逝。 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公元前177 年)利用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兵败后自杀,济北国除。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徙蜀,还没有到蜀地就死于路途。 由于地方势力日益增长,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也正在加深,潜藏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www.xing528.com)

汉景帝刘启

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 吴王濞(吴王濞年62,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 胶西王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 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联络。 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杀掉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 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

吴王濞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清君侧,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 事实上,吴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由来已久。 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下棋引起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太子的尸体送回吴国,吴王大怒,又派人将尸体送回了长安。 自此吴王濞二十多年托病不朝。 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

吴王濞会谋反与他和中央政权的矛盾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野心。 吴国始受封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但当时高祖的儿子年纪还少,于是封侄子刘濞为吴王。 吴国是50 余城的大国。 吴王濞封土广大,经营吴地(都广陵,今江苏扬州市)40 余年,财力富足。 吴国的鄣郡(辖今江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 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 吴国有钱到境内不征赋钱的地步,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百姓比较拥护吴王。景帝的削藩政策使吴王的利益大受损害,当然使他大为不满,同时他也觉得自己有实力坐上皇帝的位置,没必要让一个杀了自己儿子的小娃娃(景帝是吴王子侄辈)这般欺负。因此尽管之前诸王谋反,反一次败一次,吴王仍然决定谋反。他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试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并且利用诸侯王不满削藩之策,乘机游说胶西、胶东、甾川、齐、济南、赵等诸王,图谋武力反叛汉廷。

景帝三年正月,景帝下诏削夺吴会稽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市)、豫章郡(郡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 削地诏书方至,刘濞即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征发20多万人,并联络闽越、东瓯助战,起兵广陵。 胶西、胶东、甾川、济南、楚、赵六国亦反叛,形成七国联合反叛汉廷之势。

景帝首先想到的是妥协,杀了晁错,允许恢复诸王封地,希望战乱赶快平息。 但吴王意图夺取皇位,另一方面也怕景帝会秋后算帐,并不就此罢兵。 景帝终于下定决心武力平叛。 吴王率军西渡淮河与楚军合兵,在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击溃梁军数万人。 很快乘胜围攻梁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城南),意图打通西进通道,抢占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古荥镇),与胶西等四国之兵及赵军会师洛阳,合兵西入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但梁王刘武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拼死据守,将吴、楚联军牵制在睢阳。 胶西、胶东、甾川、济南四国之兵,因齐王背约,未能西进洛阳,先攻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故城),赵军亦未从邯郸(赵都,今属河北)南下,而将兵力屯集西部边境。 七国会师洛阳的战略部署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景帝据此以周亚夫为太尉,统率36 将军东击吴、楚军;以窦婴为将军,屯于荥阳,统领进攻齐、赵之汉军;遣栾布率军进击围攻齐都的四国之兵;以郦寄率部击赵。

周亚夫提出“楚兵剽轻,难与争锋。 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作战方略,得到景帝认可。 周亚夫遂率军由长安出发,军至霸上(今西安市东),他避开吴、楚设伏兵的崤、渑(今陕西潼关至河南渑池一带),绕道武关(今陕西丹风东南),经南阳(今属河南)直趋洛阳。 并派兵先占荥阳,抢先控制了洛阳武库及荥阳西北的敖仓(军用粮仓)。 周亚夫兵抵洛阳后,为保障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和后方安全,即派兵清除崤、渑间吴、楚伏兵。随后,率军进至淮阳(今河南太康一带),再采纳原周勃部下邓都尉之计,引兵东北,屯主力于昌邑(今山东巨野南)。 使梁王坚守梁地(今河南东北部),阻止吴、楚军西进,主力则深沟高垒,以逸待劳。

此时,吴、楚军全力攻梁。 梁王几次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置之不理,梁王又向景帝求援,景帝也下诏救梁。 但周亚夫深知吴、楚军势虽盛,却难以长久坚持,而且梁国实力不弱,情况虽然危急,然而梁国被攻破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仍坚守昌邑,只是另遣弓高侯韩颓当等率轻骑出淮泗口(淮水与泅水交汇处,位于今洪泽湖内),迂回到吴、楚军侧后,断其粮道。 梁王是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景帝也要让他三分,周亚夫坚持避敌锋芒实在是顶住了很大压力。 待吴、楚军攻梁受到相当消耗后,周亚夫将主力推进至下邑(今安徽砀山),进逼吴、楚军侧背。 吴、楚军攻梁不克,又不敢越过梁国向西进兵,西取荥、洛的目的无法实现,退路受到威胁,只得转攻下邑,希望与汉军主力决战,但周亚夫仍坚守不出。 刘濞遣兵佯攻汉军壁垒东南角,主力强攻西北角。 周亚夫识破其用意,当吴、楚军进攻东南角时,却加强了西北角的防御。 吴、楚军进攻受挫,粮道断绝,士卒叛逃,只得撤退。 周亚夫抓住机会遣精兵追击,大破吴、楚军。 楚王刘戊自杀,吴王刘濞仅率数千人弃大军南走。 吴王濞逃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南),不久被杀。

景帝遣去进攻胶西等四国之兵的栾布,率军进抵齐地(今山东)后,所要对付的是已围攻临淄三月未克士气大挫的四国之兵,很快取得了胜利。 胶西王自杀,其他三王被诛。

郦寄率军进抵赵地(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赵王即从西部边境退保邯郸城。 郦寄率军围攻,七个月没有取得进展。 栾布消灭胶西四王后,回师与郦寄合力攻赵,引水灌城。 赵王刘遂城破自杀。

七国在叛乱的过程中内部并不团结,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没有明确统一的指挥。 叛乱初期所提出的分进合击,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包围关中,先取荥、洛会师长安的设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由于各诸侯国或临时背约,或屯兵观望而没能实现。 吴王刚愎自用,既不听田禄伯、桓将军进军之计,又不重视对粮运要道设防,将全军主力屯驻坚城之下,全力攻梁,结果贻误战机。 而汉平吴楚“七国之乱”,在以主力对付吴楚军的同时,另以两部兵力分别牵制赵国及胶西等四国的叛军,并抢先占领战略要地荥阳,使战略形势对汉军更为有利;周亚夫坚壁疲敌、断楚粮道,指挥作战正确灵活,使汉军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平息叛乱。

吴楚等七国发动叛乱,不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不符合广大人民要求安定和平的愿望,民心向背决定了它的最终失败。 汉平“七国之乱”加强了西汉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统一,战后,景帝采取削减藩地及王国官吏等措施,诸侯王独立地位逐渐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