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理财产品是为满足居民追求更高的存款利率的诉求而生的。低风险偏好的天然特性导致其从一开始就打上刚性兑付的烙印。无套利的环境下，更高的收益必将伴随更高的风险。面对高流动性、收益高确定性的资金端，和较低流动性、收益较高波动性的资产端，在信贷文化的主导下，“资金池+预期收益”成为过去银行理财的运作模式。
这种模式的银行理财因同时满足资金端和资产端的风险收益特征而迅猛增长，但对银行来讲仍存在较大的隐患。资产配置方面，银行可以绕过对表内信贷的监管，借助信托或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的通道，投资流动性较弱但收益更高的资产，以“借短贷长”的方式进行期限套利。由于资金池的存在，原则上只要“借新还旧”滚动运转就能实现兑付。从某些角度讲，这种方式使得资产池中可能隐藏了一定的潜在不良资产。一旦“借新还旧”的节奏把控不好，将增大业务周转对同业理财的依赖度，增大系统性风险。
资金方面，由于刚性兑付的存在，银行理财对于投资者而言等价于无风险资产，投资者将会选择收益率更高的产品。银行为保证“借新还旧”而提升产品的预定收益率，这一方面导致逆向选择，即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严重的银行更愿意提供较高的预定收益率产品；另一方面导致道德风险，即较高的资金成本倒逼资产端为获得更高的收益下沉项目资质。
在资管新规要求下，银行理财，尤其是公募理财产品与公募基金监管标准有相似性，净值型产品的广度和深度大幅拓展。一方面，银行理财大类产品线已扩充至股票资产，理财新规放开了过去公募理财产品不能直接投资于股票的限制。另一方面，理财产品销售起点大幅降低，银行理财业务中的公募理财产品起售点由5万元降至1万元，理财子公司则不设置理财产品起售点。同时，银行理财子公司可以挖掘自身优势，包括销售渠道更加多样化、仍可以配置一定比例的非标资产等。(www.xing528.com)
资管新规之后，银行理财规模在2017—2018年基本没有增长。2019年起，理财子公司的设立可能是资管规模新一轮扩张的起点。银行理财子公司注册资本规模远高于同等规模和地位的非银资管机构，同时相对过去行内部门，制度红利明显。理财子公司在组织架构、渠道建设、投研体系上将有更多发展机遇。但其转型也面临较多现实束缚，涉及与母行各业务部门的利益分割、风险隔离程度、销售渠道、流动性管理、设立地点等。理财子公司后续转型仍是潜在收益与转型成本权衡的结果。
到2020年年初，全行业净值型产品占比不足50%，尽管已有部分产品（预计在新产品中的占比在10%以内）通过股债指数配置、科创板打新、转债等途径参与了风险资产配置，存量产品对非标资产、同业借款依赖度仍较高，银行理财的转型仍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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