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与投行融合：实现资产与风险匹配的金融普惠

从长远看，银行与投行的融合，对企业融资结构改善、居民财富增值保值、金融机构长期发展三方面均有利，符合经济转型的方向，并最终服务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企业发展看，银行与投行的融合有利于优化企业的融资结构。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融资需求，企业早期发展阶段，有“好故事”但没有“硬资产”，融资主要靠股权，要以“好故事”打动融资人，这依赖于VC、证券等直接融资中介的参与；而在成熟期，企业有可抵押的“好资产”，但大多缺乏模式创新和转换的可能性，故应依靠信贷、信用债等债权融资方式；到了后期，企业更应该通过分红将利润还给股东，而减少融资，甚至可以探讨通过券商、PE在资本市场业务分拆的可能性。目前中国融资规模主要集中在以信贷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中，根据2019年的社融数据，信贷存量融资规模近140万亿元，非标等类信贷融资规模不少于20万亿元，信用债融资规模约20万亿元（产业债口径），作为比较，权益存量融资规模约7万亿元，一级市场融资规模每年不到3000亿元（据投中集团数据）。银行为投行找到客户，同时投行为银行提供服务，可开拓直接融资，尤其是权益融资的发展机会。

表6-7　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差异化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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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民财富看，银行与投行的融合有利于提供风险收益匹配的资管产品，达到金融普惠的目的。按照麦肯锡的统计，截至2018年年末，中国居民可投资资管规模已近160万亿元。但同时，可以观察到不同阶层的居民可获取的资管产品与风险收益比并不匹配：高净值客户除了可以获得风险收益匹配的各类型资产，也可以通过产品刚性兑付获得中等收益且低风险的信托产品；而低收入群体一方面因为缺乏投资经验，对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等资管产品参与较少，同时参与的P2P（大多数是民间理财的线上化）风险收益严重不匹配。从资管产品的供给角度，银行与投行资管业务的隔阂维持了部分资管产品的刚性兑付，反而造成穷人补贴富人的局面，这最终会拉大居民的贫富差距。银行与投行融合将推动银行信贷文化转向投研文化，促进资管新规的贯彻和净值型产品份额的提升，最终实现资管产品与居民风险收益的匹配。

表6-8　低收入群体接触的资管产品有限且风险收益存在错配

从金融机构看，银行与投行的融合有利于两类金融机构资源整合赋能，扬长避短。一方面，中国券商在总量上与银行已不可同日而语。截至2019年年初，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约217万亿元，投资、融资、支付、结算、资管、托管等各类基础功能完善；而中国证券公司资产规模尚不到6.5万亿元，包括支付在内的较多基础功能仍在起步期。另一方面，两类机构境遇差异巨大。尽管ROE仍处在12%以上的较高水平，银行“忧在明天”，持续担心后续资产规模见顶，息差持续下滑，一会儿“慌资金”，一会儿“愁资产”。同时，尽管未来有很多好故事可讲，券商仍“穷在当下”，目前中国证券公司经纪、两融、权益自营收入占比近70%，均与权益市场beta（贝塔）高度相关，尚不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处境，权益市场熊市时券商ROE不足5%。银行与投行的融合，本质是资源与功能的嫁接，最终落实到为居民和企业提供综合服务，既能“展开故事”，也可“兑现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