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由固定投资拉动，其中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占主导，超过了制造业投资。近5年房地产投资平均累计同比11%，基建投资平均累计同比20%，均高于近5年GDP 7.07%的平均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速增长，但近10年来融资来源和形式却变化较大，整体上表现为从信贷融资到非标融资。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下，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产业向区域中心集聚，这与地方政府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但在严控赤字率、地方政府不得直接举债的制度环境下，同时城市发展衍生出大量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
图6-6 长窗口期的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的增速高于GDP增速
资料来源：万得。(www.xing528.com)
特别是为纠正经济过热，2010年后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从“适度宽松”转向了“中性稳健”，监管部门开始管制信贷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相关领域的融资需求仍强劲，但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难以通过正常信贷途径获得资金，被迫接受高成本的资金。
审时度势后，部分股份制银行认为相关抵押资产风险可控，也有动机将资金贷出。资产端和资金端达成一致后，需要新的交易安排来满足旧的融资需求，这种情况下同业投资工具应运而生。相关工具包括信托收益权、券商定向资管计划、基金子公司计划等，共同构成了中国资管产品的主力军。
利用同业投资，资管产品既解决了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需求，又满足了信贷投放监管要求，这具体表现在：在不严格穿透的前提下，规避宏观上的贷款额度监管和行业投向监管；在不严格穿透的前提下，通过包装成同业资产，减少资本消耗水平、改善存贷比；ABS（资产证券化）评级AA-及以上的优先级计提风险权重系数只有20%，商业银行有动机把资产通过结构化设计变为ABS产品，这可以大幅减少资本消耗；突破地域限制，在不设立地方法人分支机构的情况下，异地寻找资产；协助不良资产出表，优化资产质量指标；同业资产向下嵌套其他SPV去做明股实债（前提是企业或第三方提供回购及其他风险担保措施），实际可以按照100%的权重计提风险资产，规避了银行自营资金投资股权的风险权重1250%的监管要求。[1]
叠加监管对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资管业务放开的制度性红利，2012年后中国相关资管产品规模开始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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