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成熟资本市场

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难题是资本相对短缺。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如何把有限的资本集中起来发展经济，而且是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就是当时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决策者们可能是不知不觉地开出了其中一个药方——金融抑制。这是目的导向的政策逻辑的一个结果，它的一个表现是国有银行成为资金融通的唯一渠道。改革开放之后，国有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才慢慢发展起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股权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才开始形成。直到今天，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角度来看，银行信贷的占比仍然高达68%，即使与主银行结构的欧洲和日本相比，也处于非常高的水平。

在一个资本极端稀缺的时代，若由市场定价，资本一定是昂贵的，这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而要想以低廉的资金成本支持工业发展，又必须以更低的成本吸收居民的储蓄。同时，为保证银行的利润，息差的空间又被长期维持在一个不太合理的水平。一个尴尬的局面就是，存钱的反而亏钱，因为存款利息跑不赢通胀；借钱的反而赚钱，因为有大量的套利空间。毋庸讳言，居民部门受损，国有企业是受益者。

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1.0降到了2015年的0.6），但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居于较高的水平，甚至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较高的金融抑制环境在改革前期确实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到了近期则变成了负面影响。(www.xing528.com)

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抑制的制度安排为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这是中国能够在40年的时间里创造奇迹的一个重要解释。但如今，矛盾变了。资本短缺已转变为产能过剩，需求扩张面临效率下降和外部掣肘双重约束，旧有的追求高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已成为决策层和市场的共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是未来较长时间政策制定的中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