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以、也必须从法律论证理论角度去分析环境权的基本法律属性?论证“是用某些理由支持某一些结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过程”，“论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论证相当于推理……广义的论证则要复杂得多……它通常是一连串不同推理形式的复合”。[78]一个论证就是一个运用逻辑方法从理性上进行的证明。论证是有明确的目的性，是为了一定的解释目的或说服目的而进行的，并且论证活动是发生在两人或两人以上之间的交往活动过程，因而多半是发生在论辩的场合中。论证的本质在于证明，是运用充足的理由证明自己的论点和主张的正确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它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思维活动，更主要是一种外显性的表述意义的交往行为。[79]可见，论证是在交互性极强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必需。
法律论证是指通过提出一定的根据和理由来证明某种立法意见、法律表述、法律陈述、法律学说和法律决定的正确性与正当性。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继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之后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的转向”。“语言的转向”导致20世纪西方法理学的基本转换。“从世界范围看，法学的哲学转向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运动方向。而这两种运动都间接地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相联系。”[80]其一是以哈特为代表，以拉兹和麦考密克等继承和发展的新分析法学;其二即德语世界以沟通理论、修辞学、论证理论等语言哲学为背景的法学理论。哈贝马斯所构建的交往理论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试图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他的以理性为基础、视语言为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中介和交往行为相互协调的机制的交往的论证过程，哈贝马斯试图在实践中以商谈伦理学发挥论辩的作用，将理论的交往理性扩大到实践的交往理性，完成他在哲学上所力倡的“范式转换”，这一理论与法律论证所预期的功能相契合，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撑，是阿列克西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
虽然法律论证理论被有的学者认为属于司法定向的法学理论，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导致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得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社会中所有可能的情形和新的发展，其必然只能一般地设定规则，而将解释的工作交给法官行使，这样可以使规则不断地适用于新的案件。法律论证理论的预期功能是试图在此方面提出一套论证的规则和论述的形式，将法官的自由裁量限定在规则、秩序和技术的架构之内。[81]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法律论证理论作为对关于环境权这一学术观点进行辨析的理论资源。其原因如下:
(1)论证是指通过一定的理由来支持某种主张、陈述、判断的正确性，因此，任何主张的提出必须进行在此意义上的论证才真正称得上具有正确性，更别说是学术主张。
(2)哈贝马斯的论辩理论昭示的是真理是经达成“共识”而获得的，论辩就成为了必需的过程，同时，在社会中我们只有通过以语言为工具的交往才能够得以存在。(www.xing528.com)
(3)具体到法律领域，在破除了法律神秘主义、主张法律实体和程序公开透明的民主社会，法律要具有本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成为公众行为的预期，起到规制社会的作用，要向社会公众公开，必须具有一定的影响社会公众的话语力量或者说服力。在法律成为利益分配机制的定位之下，涉及可能影响他人的权利、利益、甚至命运的场合，每一个主张、观点、决定及其文字表述，在理论上都必须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只有通过严格的论证来证明其正确性，其结论也必须在公共领域经受检验的法律才能真正成为公众内心的确信。在此意义上，需要通过论证的就远不是司法判决，应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立法意见、法律表述、法律陈述、法律学说和法律决定。环境权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并不只是学者的一家之言和思维的结果，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法学家，其思想观点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公众。
(4)即使在较为狭小的范围内适用法律论证理论，法律理论学说将不可避免地对立法与司法产生或者政策建言或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其还处于学说阶段进行法律论证理论的检验，可以在源头之初就可以发现问题、节约社会成本。
德国当代法学家、基尔大学法哲学与公法学教授罗伯特·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实践正确性的程序理论”以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埃尔朗根学派的实践商谈理论以及沙伊姆·佩雷尔曼的论证理论等为基础，提出了理性实践论辩的一般(普遍)理论。本节对环境权的法律论证的分析，即主要依托于罗伯特·阿列克西的理论资源并进行适当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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