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石屋，对大海和古书的反思与凝视

既然散文是“有作者我”的“在场主义”的“存在之思”，那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如果不“知人论世”是通透不了的。这种“知人论世”可以补充鲁迅的创作背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于1926年9月18日，是“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21]所作。“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22]这种回忆正是作者逃避现实的斗争，去寻找心中温暖的一隅，它的感情基调是“暖色”的，所以教师要教“审美”的“作者情感”：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童趣”。这也是课文所在“单元导读”“感受到永恒的童真、童趣、友谊和爱”所要求的。

除此之外，身处流离和艰难斗争的创作环境，必然会激发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对生命做出更透彻、更复杂的反思与凝视，这也和鲁迅的散文风格有关。鲁迅一向反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闲适话语”体系的散文：“他（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23]，如此下去“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24]，鲁迅希望散文有“大用途”。王瑶先生曾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斗争特殊困难的时候鲁迅要写这么一本以回忆往事为内容的散文集呢？”——他自己的回答是，“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述，现实斗争的‘刺激’，应该说还是一个直接的诱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鲁迅觉得把这些自己感受最深的经历写出来，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对青年人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5](www.xing528.com)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承载了“成长的困惑”：“Ade百草园”“绣像卖了”，一切美好事物的逝去，都是成长中一个个难以追回的美好的缺憾，任何一个人生都是如此；承载了“生命的体验”：阿长对“我”讲的美女蛇的故事，尽管由此看出阿长的迷信，但在这可笑的迷信背后却迸发出作者对自然、人生充满好奇和幻想的生命体验，如课后“思考探究”设置“有人认为美女蛇的故事是赘笔，没必要写。你是否同意？”的问题；承载了“社会现象的思考”：对于寿镜吾先生，作者不是无情的批判和揭露，而是在委婉的叙述中点缀着对社会教育现象的思考，如课后“思考探究”设置“先生还有哪些看似矛盾的表现？你怎样评价这位先生？”的问题。所以散文在鲁迅笔下不是闲适，而趋向于“审智”：把反省和玩味以及获得理解和深化的人生经验与人生体验表现出来，所以教师要教表现作者“审智”的“Ade的百草园、卖掉的绣像、美女蛇故事以及寿镜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