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广富林遗址出土石范与青铜器历史

高蒙河　王太一

在近年的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用于铸造青铜器的周代石范和陶范^〔1〕。

广富林考古队已发表的简报中，简要介绍了该石范的基本特征：“仅存半块，应是用于范铸青铜斤，长方形，弧背，两侧有长条形槽，宽9．4、高15．5、厚5．2厘米。”随后，简报还着重指出了这一考古发现的历史文化价值：“石范的出土证明，周代上海地区的古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器制造的技术，是研究上海地区青铜冶铸史的重要资料。”^〔2〕由此可见，这既是上海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上海早期历史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生产中值得关注的技术性事件，有必要专门就此做些讨论。但鉴于陶范资料尚未正式发表，因此本文重点就已部分公布了文字资料的石范，略做一些分析。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曾经在工地举办的内部观摩和对外展览活动中，观察和摩挲过这件石范，了解到简报中所说的“仅存半块”，既非残范之意，也不是单范之指，似为一套合范中的一扇，另一扇暂未发现而阙如。换言之，该范原本是用一套合范来铸造一件铜斤的，并非在一块石质范体上同时来铸造几件用具的那种范型。另外，从该范的腔体结构看，其所铸铜斤应为空銎，但发掘中没有发现通常可见的石质銎芯，殊为遗憾。

已有发现和研究表明，石范法和陶范法是我国先秦时代铸造铜质器具的两种主要模具技术方式^〔3〕。其中陶范多于石范，分布自有其域，成器各具其道，并由此构成了中国先秦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两个特点，具体来说：第一，从范类分布看，中原地区多见陶范铸造技术，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多见石范铸造手段，这意味着中国先秦青铜器的铸造范式，不但呈现出多元性，而且还有一定的分布规律乃至区域性的传统。第二，从技术本身看，石范质地坚硬，铜液注入后易排出空气，范体不易破裂，具有可重复多次使用等耐用的优点。但也存在石质坚硬、可塑性差，不便刻凿细密纹饰、难以铸造结构复杂的容器等不足，多适于浇铸非容器类的单面、柱状的有銎类工具、兵器、装饰品等。

将前述广富林发现的石范与上述两个特点进行比较，我们还会看到两个可以深入解析的考古价值，一个是中国范围的，另一个是上海地区的。

其一，就中国范围来说，在以往的先秦石范发现中，通过对资料的整理，我们曾经观察到一个现象，即中国存在着一个自东北到内蒙古，再到西北和西南，直至华南的“C”字形的石范分布圈，而鲁、苏、浙、沪、闽地区则一直缺少石范的发现^〔4〕，很容易从考古现象上给人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缺乏石范制器传统的印象乃至结论。

不过，到了前些年，随着不断的考古新发现，浙江安吉芝里遗址上层的马桥文化至战国时期堆积中，已出土过铜斧石范^〔5〕。而上海近年出土的这件石范，又增加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石范新资料。这些新发现，为我们今后继续观察中国在素以陶范见长的中原地区以外，是否还存在一个“O”字形的石范文化圈，并由此考量中国青铜铸造史的多元而非单一技术系统诸问题，显然又提供了新的证据，并改变着我们的原有认知。

其二，就上海地区而言，出土青铜器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金山戚家墩遗址的上海首次考古中，即发现了一件“类似残刀币铜块”^〔6〕。而在后来陆续调查和发掘过的其他遗存中，也是不乏先秦时代青铜器的陆续出土。这从发现上来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小件铜器出土为主。主要是1960年代以后相继对上海县（今闵行区）马桥和金山戚家墩等遗址的发掘^〔7〕。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发现主要是马桥遗址，共出土了刀、凿、斤、镞等近10件铜工具和武器。而容器的发现，主要是1962年在松江佘山北的凤凰山发现了一件青铜尊^〔8〕，1980年在青浦淀山湖发现了一件青铜勾鑃^〔9〕，但皆非真正科学发掘出土。

第二阶段，大型容器和铸造用具出土。自1999年以来连续发掘的广富林遗址，陆续出土过铜锸、耨、铚、镞、削、矛等，发掘者暂将它们比较笼统地定为周代或春秋时代。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出土了层位关系明确的青铜鼎（鬲）残片、两件青铜尊共三件青铜礼器^〔10〕。当然，还发现了本文暂因资料不足而未解读的陶范和着重讨论的石范。

诚如简报所言，这件石范填补了上海地区先秦时期铜器铸造史的一个空白，首次证明了上海地区的古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器制造的技术，这段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上海出土青铜铸造模具的重要价值。换言之，石范和陶范的面世，彻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上海地区是否能够铸造青铜器的重要问题。同时，我们还可以据此得出以下诸多新的认知：

第一，上海地区在周代已具有生产铸造青铜工具和武器的能力，这是上海地区周代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上海早期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第二，上海地区先秦时代的青铜器铸造史包括铜器起源诸问题，已成为上海考古研究的新课题。目前上海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器出土于马桥遗址，大致相当于商代前后。马桥铜器尽管都是小件片状而非容器的器类，但其具有浇铸成型的特点，并且还有技术含量要求更高的合范和内范成套铸造的空銎铜斤（马桥ⅡT1032③A：1），表明当时的冶铸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只是我们现在尚不清楚这是外来技术还是本地发明。联系到这次广富林出土周代石范，则今后发现西周甚至商代上海本地铸造青铜器的可能性，已不能说完全不存在。

第三，青铜铸造业是广富林聚落的一项重要手工业，也是可以确定的新兴产业，这里发现了周代铸造青铜器生产工具的石范和铸造青铜礼器的陶范^〔11〕，已可以铸造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等三大类型铜器。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乐器和装饰器等类型铜器，但其他地点如上述淀山湖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铜勾鑃，为我们关注上海地区的早期乐器铸造，提供了一定的线索⑩。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包括容器在内的上海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出土单位，基本上都发掘自地层里或灰坑中，尚没有发现墓中出土青铜器的情况。概言之，广富林遗址作为上海早期青铜铸造业的主要中心，存在着发现青铜器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存的可能性。(www.xing528.com)

第四，广富林遗址还可能是上海地区早期青铜时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要使用包括青铜礼器在内的各种青铜器的中心聚落。换句话来讲，我们虽然还不能仅凭出土了青铜尊和铜器铸造用具等遗存，就断定广富林具有某种先秦时期城邑的属性，但无论怎么说，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并且还能使用高级青铜礼器的广富林遗址，对于研究上海城镇起源显然有着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学术线索和遗产价值。

（作者：高蒙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教授；王太一，复旦大学与博物馆学系　2013级博士研究生。本文得到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课题批准号200515）

【注释】

〔1〕宋建：《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

〔2〕广富林考古队：《2012年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3年6月21日。

〔3〕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大象出版社，1999年。

〔4〕高蒙河、王沛：《先秦石范考略》，《文化遗产研究集刊7》，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

〔6〕陶喻之：《上海首次田野考古的前前后后》，《东南文化》，1996年第3期。

〔7〕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8〕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考古精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9〕上海博物馆：《申城寻踪：上海考古大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

〔10〕广富林考古队：《2009年广富林遗址发掘又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0年4月16日；广富林考古队：《2010年广富林遗址发掘再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2011年5月6日；广富林考古队：《2011年广富林遗址发掘又获丰硕成果》，《中国考古学年鉴（2011）》，文物出版社，2012年；同①。

〔11〕同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