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信息的联通,它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在科学研究领域,Web of Science、SCOPUS、EBSCO、JSTOR、CNKI、万方、读秀等国内外学术资源库的共享为科学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考古学科中许多业已发表的发掘报告、研究成果也借助这些信息共享平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但不容忽视的是,仍有大量田野考古资料尚未数字化,也就更谈不上资源共享。
考古报告是我国目前田野考古工作成果发表的主要形式,但是“目前正式发表的考古报告只是发表代表性单位,大量所谓非典型单位的原始资料成为‘废品’”〔29〕。而且,这些原始资料不仅外人看不到,即便是在这些资料的保管单位内部,它们的利用率也极为低下。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田野考古资料档案管理现状调研及思考》指出:“田野考古档案资料的利用率不高,以内部借阅为主,除图片(如发掘现场照片等)尚有人借阅外,别的资料很少有人问津。”〔30〕换言之,作为考古研究最基本的资料——田野考古档案中的绝大多数目前还深藏闺中,成为“沉睡”的信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
相对于我国目前的田野考古档案资料的利用状态,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出色。例如,英国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都有专门的文物考古数据库,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部数据及部分战前的数据,任何人都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提出申请,进行查询和索取资料〔31〕。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其中一些数据库已经上线向公众免费开放,供查询使用。最为著名的是伦敦博物馆考古档案和研究中心的在线目录(London Archaeological Archive and Research Centre Online Catalogue,http://archive.museumoflondon.org.uk/laarc/catalogue/)〔32〕,收录了大伦敦地区过去100多年中7 500多个遗址或发掘项目的概要信息,以及其中3 000多个遗址或项目的考古档案。它提供简单和高级两种查询模式。简单查询可通过输入关键词查询遗址、出土物和出版物的信息;高级查询则提供更为丰富的查询字段,如编号、位置、发掘机构、时代、名称等。这种通过互联网大范围共享田野考古发掘资料的做法,大大便利了专业人员获取研究所需的资料。除了英国的这种国家性和地区性的数据库之外,还有一种是某个遗址发掘项目的资料数据库,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Çatalhöyük遗址发掘项目的在线档案(http://catalhoyuk.stanford.edu/)〔33〕。Çatalhöyük是土耳其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20世纪90年代,西方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代表人物Ian Hodder主持了该遗址的发掘。Hodder主张在史前考古领域采用一种“反身方法”(reflexive method)来对材料进行不断的解释和再解释。他鼓励不同的观察者——包括不同领域的专家、当地居民,甚至是游客——对该遗址的材料提出自己的解释。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将该遗址的所有发掘资料都公布在这个网站上,以期获得更多的再解释和比较研究。他的做法不仅在资料发表的及时性和全面性方面远远超越传统的发掘报告,而且也使“反身方法”的参与者范围大为扩展。(www.xing528.com)
考古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向来提倡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而经过选择材料编撰而成的考古发掘报告显然无法满足这种需要。被编撰者舍弃的、没有编入报告的材料很有可能为某些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信息。过去选择材料发表是因为纸质出版物篇幅有限,不得已而为之。但如今,数字媒介的海量存储、网络技术的共通共享已经使全面发表材料成为可能,国外的同行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通过信息化提高田野考古资料的被利用率必然成为我国考古学科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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