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学及其学科发展

学界通常将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从洋务运动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向西方博物馆学理论学习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模仿和照搬苏联博物馆学理论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探索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阶段^〔18〕。我国高校博物馆学课程结构，正随着博物馆学学科在中国的移植、模仿和本土化过程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博物馆学研究萌芽时期。一批重要的博物馆学论著问世，当时的学者主要引介日本和欧美的博物馆学理论。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教授博物馆学课程的荆三林先生曾发表《民俗博物馆在现代中国之重要性》^〔19〕《科学博物馆之功用及其组织问题》^〔20〕等论文，其中广泛参考欧美、日本博物馆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建设的思考。可以想见，荆三林先生在图博系讲授博物馆学课程时必会以西方、日本博物馆学理论为蓝本，传播博物馆理念。博物馆学课程以相对完整的形态出现在高等院校，表明我国学术界已经意识到了博物馆工作专业化的重要意义。尽管当时中国博物馆学体系尚未成型，但是东西方博物馆学理论的指导对现代博物馆这一新兴事物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在此理论基础上设置的高校博物馆学课程是我国博物馆专业人才培养的早期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博物馆事业亟须整顿、恢复，博物馆专业人才也亟须补充。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曾探讨过博物馆的“三性二务”等问题，但是整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这一时期我国博物馆学研究深受苏联影响，对于苏联博物馆学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其理论和实践成为唯一的工作指南。我国高校博物馆学教育也受此影响。具体表现在，教材的编写翻版苏联博物馆学著作，对于欧美博物馆学采取拒斥态度，课程内容注重讲授博物馆实务经验，缺少对博物馆学学理的探讨，“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并没有在整个博物馆界得到应有的重视”^〔21〕。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博人员培训得到了博物馆界的大力支持，馆校合作广泛开展，在实际工作经验传播方面成果显著，培养了一批人才。但是，一方面，因对博物馆学理论探讨的缺失，造成高校博物馆学课程结构不完整，基本上是以传授文物、考古知识，以及博物馆工作经验为目的的岗位培训；另一方面，因“文革”十年内乱的到来，人才培养的工作不久就停止了。对于苏联博物馆学的照搬，使这一时期高校博物馆学课程内容有僵化、教条化的弊端，并且夹杂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博物馆人员的创造力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养成造成不利影响。(www.xing528.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博物馆学学科建设走上正轨，博物馆学作为正式学科被纳入高等教育体系，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数量增加，学术科研成果也有了一定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界对于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建设问题展开了讨论，普遍的观点认为博物馆学的研究应当基于中国博物馆工作实践，而不只限于对外国经验的移植和介绍^〔22〕。因此，高校开设博物馆学课程强调对我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事业现状等内容的传播。但是，90年代之后，偏重于实务研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博物馆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依然没有受到重视。高校博物馆学课程在学术史、方法论知识的传播方面依然缺失，这也是因理论博物馆学不被重视而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