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花鸟画与缂丝和定窑装饰的对比分析

北宋中晚期到金代，是定窑生产的高峰。这一时期定窑的装烧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由传统的正烧，改进发展为以支圈覆烧为主^〔7〕。装烧方式的转变一方面使定窑的产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了定窑的装饰工艺。覆烧的装烧方式要求器物的口径要与窑具支圈的尺寸一致，而在印花的模具上修坯，恰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这样大量提高了定窑瓷器的产量。

伴随着装烧方式、装饰工艺的改变，定窑瓷器装饰内容也趋于丰富和多元化。尤以定窑印花瓷器为代表，装饰的内容除了缠枝花卉，简单的龙、凤、鱼动物等具有格套化和拼图式的传统纹样外，还增加了许多富有新意的、具有画面感的图像装饰，而且这些装饰图案从产生之初就非常的成熟，一些学者认为这与缂丝工艺的影响有关。冯先铭先生认为定窑印花装饰看不出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有可能受到定州缂丝图案的影响，制瓷匠师采用缂丝纹样粉本刻模，因此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8〕。谢明良先生也持相近的观点，认为定窑纹饰取材丰富，不但有与金银器图案或风格相近似者，而且也有与当时的缂丝纹样相类似的图案^〔9〕。

缂丝是一种古老的丝织工艺，以本色经丝，挣于木机之上，以手工把各色纬线按花纹轮廓，一小块一小块地织成平纹的花样^〔10〕。定州地区自唐以来就是全国重要的丝织品中心，唐天宝元年（742年）博陵郡（定州）常贡达1 575匹，占全国常贡总数的41．8%^〔11〕。南宋洪皓《松漠纪闻》记载：“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12〕另有庄绰《鸡肋编》提到：“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挣上，随欲所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像，故名刻丝。”^〔13〕事实上，结合传世和出土的定窑瓷器来看，定窑的装饰与缂丝工艺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上述所提到的诸位学者都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涉及具体的图像之间的流转与对比，还较缺乏更深入的论证^〔14〕。(www.xing528.com)

还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存在着缂丝对定窑装饰图案的影响，我们还应进一步考虑到缂丝图案的来源问题，是否存在着一个粉本，对缂丝以及瓷器的装饰都产生了影响？

花鸟画经历了自唐以来的初步发展，到了北宋时期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出现了以黄荃、黄居寀、崔白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宫廷花鸟画家，并进一步影响到宋徽宗赵佶，对南宋及之后花鸟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在以缂丝为代表的手工艺领域，出现了以沈子蕃、朱克柔、吴煦为代表的缂丝名家，他们的作品通过借鉴花鸟画来提高自身的观赏性，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并且作品进入历代宫廷。宋代的缂丝技术是缂丝工艺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不仅缂丝的技术得到了发展，而且通过与书画的结合，缂丝工艺的用途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从实用性向欣赏性过度，这个过程与宋代绘画尤其是花鸟画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审美取向是紧密相连的。^〔15〕那么花鸟画与定窑的图像装饰之间是否也存在着联系？笔者结合图像材料，举例对比花鸟画、缂丝和定窑装饰图案，试图展现三者图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