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文化的商品化在不断加速

明代文人文化是以“物”为载体构建并展开的，却正是由于物的本性，这些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闲适玩好之物其本身总会被赋予一个相应的价格，成为一种可以用钱买到的商品。随着明代经济的发展，百姓越来越富庶，这些物也不再局限于那些符合拥有文雅物品所需的社会地位和品味学识的文人阶层，只要有足够的钱去便可以购买。社会各阶层的人，尤其是商人阶层，往往刻意地追随和模仿文人的生活方式，试图借此装饰、丰富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身份地位。

据西方学者统计，在1400年至1800年之间，中国人对室内用具、精致服装、饮食器具以及今天被称为“收藏品”的东西的拥有，其数量和品种在富有的人口中有引人注目的增长^〔30〕。并且这种高等的消费模式最终为下层的百姓所模仿，从而不仅是暴富的商人，普通平民甚至穷人也都试图通过适当的物品购买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品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身份地位的象征由原先的土地财富转变成了奢侈品的收藏，尤其是文化商品的消费，各种代表文人雅好之物经过商品化以后都成了“优雅的装饰”。当购买收藏古董之风传入富人阶层时，他们纷纷抢购以附庸风雅，从而造成一种求大于供的社会竞赛。而原先作为文人阶层所独有的特殊消费活动，却被商人乃至于平民所模仿，于是他们面临了社会地位认同缺失的极大压力。在这种焦虑之中，《长物志》这类指点雅俗品味与赏鉴的书籍之出现，正是文人试图以其特殊的“雅文化”来对抗和区分其他阶层的表现，用以防止其他人运用财富过于简单地把消费转化为社会地位。这类以只有文人阶级才懂得欣赏的“雅文化”，将其与普遍化的物质消费对立起来的方法，形成文人之间的一种普遍现象。除了系统性的著述，如代表明代文雅生活的典型教材《长物志》《遵生八笺》《考槃余事》《闲情偶寄》等系统性的著述之外，还有更多门类化的专门著述。茶与茶器方面的，如陆树声的《茶寮记》、夏树芳的《茶童》、陈继儒的《茶董补》、田艺蘅的《煮泉小品》、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酒方面的，如袁宏道的《觞政》、陈继儒的《酒颠补》、徐炬的《酒谱》、冯时化的《酒史》；花石方面的，如袁宏道的《瓶史》、王路的《花史左编》、张谦德的《瓶花谱》、林有麟的《素圆石谱》等，不一而足。

然而，在文人掌握了雅俗风尚的定义支配权的情况下，雅俗的区分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再次渐渐从文人阶层扩展到社会其他阶层，尤其已经拥有大量奢侈品的商人阶层，会因流行时尚的风向标转变而感到有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继续购买新的物品。并且不只是古董、珍玩，一般日常的生活用品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文人用以辨别雅俗区别人群的各类书籍无意之中成了时尚品位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以至于曾经的象征才情、品位的文人赏玩之物最终完成向平民阶级消费日用品的转化。展示和炫耀文人文化中的物化形态最终成了一种确立和标榜社会地位以及才学品位的手段。万历时期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以商人为背景，其中对各种饮食、服饰、家具、器用的详尽描写以及商人对其的粗俗消费和使用是对这种文化商品化现象最好的诠释。(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尽管是出于无奈，文人自身在治生为本的生存需要下，靠贩卖自己的学识才华换取生活资源，以作文润笔获得生活所需的银钱，并且渐渐的，这种鬻文行为中的商业因素也随之增长起来。正统进士叶盛（1420—1474）的《水东日记》载：“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31〕到了成化年间，一篇翰林或者名士的文章，润笔费已需超过二两白银，而到了正德朝之后，润笔费更是高达四五十两白银。润笔费用的飞涨正是文人治生行为中商业因素的体现，是文人的文化商品化的结果。

社会各阶层对诗、书、画的求取行为也屡见不鲜、数量庞大，他们使文人鬻文润笔的行为从谋生出发向商业化、产业化转变，使诗文书画等文艺作品变成了物质面上流动的商品，促成了文化知识商品化的发展，这在以前以文章为大雅事业的传统化生活模式中无疑是难以想象的。李日华在《紫桃轩又缀》中说：“京师杂货铺，每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所作大小繁简不同。”^〔32〕如其所载，北京街角的杂货铺就有出售《清明上河图》这样的长卷之作，且常冒以各种名画家的名号，说明一般平民随便皆可在街头路边购得。这一方面反映了民众对这些文化商品的喜爱和追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书画等文化商品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