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与订购：VOC时期的瓷器交易及供应问题

西方学者曾对17世纪初期VOC的瓷器购买量进行过分析：1602—1657年间通过公司运往欧洲的中国瓷器保守估计有300多万件；1659—1682年间中国海禁下贸易条件较差时，运往欧洲的日本瓷器约有19万件^〔5〕。在初期，光1608年荷兰就已购入108 200件，到1644年增长到355 800件^〔6〕。但是这些时间段内并非年年都有固定数量的瓷器进口。Jorg提醒我们，Volker的统计资料并不完善^〔7〕；也有学者对这些初期往返东、西两边的VOC船只是否皆购入大量瓷器提出质疑，认为17世纪上半叶并非所有船只都携带大量的瓷器，有时候收据上仅写着“一桶装有8件大瓷盘”^〔8〕。1608年沉船Mauritius总共出水的中国瓷器只有215件^〔9〕，即使显示载有大量瓷器的1612年Vlissingen，总共有38 641件各种器形的瓷器货品进口荷兰^〔10〕，但这些数字与1608年差异甚大^〔11〕。除了数量不稳定之外，17世纪初期VOC所带回的中国瓷器也称不上“订购”，特别是在前10年。Pijl-Ketel认为VOC建立之初不存在瓷器订购的做法，瓷器是由公司商人在东南亚的贸易据点如万丹（Bantam）和后来的巴达维亚市场收购而来^〔12〕，尽管她展示出1601—1603年荷兰船只Gelderland航海日志内四张器皿的草图（图1）^〔13〕，但没有证据指出当年购买到了按此草图生产的瓷器。换句话说，“收购”是VOC一开始的做法，1608年Mauritius沉船中除了有165件万历以来流行的克拉克瓷，也同时包含“7件漳州窑瓷器”的现象^〔14〕，这类瓷器一般更为粗糙，是董事会最不想要的商品，然而，这是收购做法下经常会出现的状况——无法预测能买到什么货色的商品。同一年，北大年（Patani）的备忘录记载了让商人带回中国的订单样式，“如果他们能够做得出来”^〔15〕，至今尚无铁证指出当年中国陶工如期完成这份订单^〔16〕，但之中所提到的器皿在往后的船只里出现。例如，1612年的Vlissingen清单中有：牛油盘（butter dishes）、折沿深碗（Klapmutsen）、水果盘（fruit dishes）、油与醋瓶（oil and vinegar jugs）或者白兰地酒杯（brandy／liquor cups）等，这些在后来的清单中也不断重复出现^〔17〕，其明确意味着VOC已订购起符合西方市场所需要的功能性器皿。而以Mauritius沉船中瓷器式样多、数量却有限的情况来推测，它们极可能是要送回荷兰的瓷器样品，作为来年瓷器订购的参考^〔18〕。1634年荷兰开始订购了大口水罐（ewer）、餐盘（dish）和大口杯／烧酒杯（beaker）；1635年才有木质样品或玻璃器、陶器和金属器做为订购器物的样本，而且很快的，包括带手把的大啤酒杯（tankards）、芥末罐（mustard pots）、烛台、盐碟、水罐等其他西式器皿纷纷成为热门订购项目^〔19〕。这种情况是之前的葡萄牙商人没有做过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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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601—1603年荷兰Gelderland航海日志内四张器皿草图之一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从1634年开始VOC透过中国商人稳定建立起的贸易关系似乎只维持到了1647年^〔20〕。1640年中后期瓷器贸易出现了转变。明清政权的更迭与中国各地战火频仍情况下，瓷器商品难以稳定供应，尤其是需要特别订购的西方器形。大约在1650年VOC已经面临严重的瓷器短缺，1645年左右的“哈彻沉船”瓷器货物可能是17世纪上半叶贸易暂停之前的幸运投资^〔21〕。中国瓷器的大量订制在此后停摆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17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海禁开放而逐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