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的方法与范式回顾

从考古学史而言，这门学科就是在欧洲民族主义大背景下诞生的。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指出，考古学最主要的优势，就是能够为直接与过去相联系的意识提供物质材料。欧洲考古学的初衷就是要将历史从所知的文献记载追溯到更加遥远的过去。19世纪初，英国摧毁了丹麦的海军，使得丹麦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激起丹麦人对他们伟大过去记忆的渴求。为了策划丹麦国家博物馆中的文物陈列，促使汤姆森发明了三期论的相对断代方法，从而成为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19世纪末，欧洲对民族身份日益增长的兴趣，使得考古学越来越多地采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因此，将特定器物或纪念物赋予某种民族身份，自考古学诞生以来一直是这门学科探究的核心^〔3〕。

考古学文化作为这门学科方法论的核心概念是在德国最初创立的。德国语言学家和史前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G．Kossinna）采用器物类型来分辨文化，而将清晰可辨的文化区看作是过去部落和族群分布的反映。他还建立了一种所谓的直接谱系学法（direct genealogical technique），以便将见之于史的人群追溯到其史前的源头。科西纳在其1911年出版的著作《日耳曼人的起源》一书中，定义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即分布在一定区域和一定时间里与各遗址相伴的物质文化特征。在一本通俗著作中，他声称德国考古学是“一门最具民族性的学科”。科西纳利用考古学来为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服务，以支持雅利安人是杰出人种的神话。战后，科西纳的种族主义观点受到批判，他所倡导的谱系学方法也大体上被摒弃。但是德国考古学家仍沿袭了基本的族群范式，将物质文化用考古学文化来进行人群的分类^〔4〕。

考古学文化概念由英国考古学家家柴尔德（V．G．Childe）的努力而在20世纪20年代发扬光大，影响遍及全球。他的《欧洲文明的曙光》被认为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开山之作，书中他首次利用文化概念整合考古材料，对欧洲史前史做出了全面的历史综述。他对考古学做出的最伟大的创造性贡献，就是用器物类型来建立物质文化的时空关系，并分辨考古记录中特定族群的历史。通过这本书，考古学文化成为所有欧洲考古学家的一个研究工具，并被格林·丹尼尔（G．Denial）誉为“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起点”^〔5〕。柴尔德在其1929年的《史前期的多瑙河》一书的序言中，将考古学文化定义为“总是反复共生的某些遗存的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房屋式样”^〔6〕。20世纪30年代，柴尔德对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进行了优化，并将其对应于人群的做法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社会遗产；它对应于享有共同传统、共同社会机构以及共同生活方式的一个社群。这群人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某人群（people）……于是，考古学家能够将一种文化对应于那个人群。如果用族群来形容这群人，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史前考古学完全可望建立起一部欧洲的民族史。”^〔7〕不过，柴尔德虽然强调在考古学文化的描述中所有物质遗存都很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文化都是根据少数几种典型器物来定义的。我国的考古研究基本承袭了柴尔德的方法，以建立区域考古学的文化年表和关系为鹄的，这便有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区系类型”的提出，甚至还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标。(www.xing528.com)

20世纪60年代欧美兴起的新考古学对文化历史考古学偏好描述和经验主义的范式发起了挑战。新考古学主要关注对经济和生计策略、交换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设法运用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论等理论，对社会变迁提出普遍性的阐释。新考古学并不关心文化与族群的关系，并拒绝承认文化能够简单地等同族群，并将这种研究看作是一种过时范式的产物。

20世纪末，后过程考古学对政治、社会和个人关注，开始重拾对族属和多元文化的兴趣。世界考古学大会（World Archaeological Congress）成为探讨族属、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考古学伸张自身诉求的主要论坛，聚集了一大批代表不同背景、兴趣和理论视角的学者。世界各国的考古学与当今族群身份认同的交织也非常复杂，考古证据常被原住民用来提出土地和文化遗产归属的诉求，牵涉面广，常常明显带有政治性质。然而，由此产生的潜在问题该如何解决，也成为考古学学科内的争论之源。面对相互矛盾的历史解释，考古学家往往需要充当纷繁和对立的历史阐释仲裁者^〔8〕。于是，考古学家不但面临分辨古代族属的难题，而且身不由己地卷入为当今民族身份和利益诉求提供历史证据的困境之中。由此可见，今天考古学并非仅仅重建历史。这门学科所探索的物质文化与古代民族，对今天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重建和政治利益显然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