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当地时间9月8日（中国时间9月9日），欧洲盟军和意大利新政府同天正式宣布停战宣言，意大利政府从野蛮侵略扩张的恶魇中挣脱了出来。考虑到在海外的舰船将可能会因此陷入尴尬的境地，意大利海军在政府宣布停战布告之前，就已经提前向包括远东区域在内的驻扎海外地区的意大利军舰发布命令，要求就近前往中立国港口暂避，如果无法驶避，则应设法自行沉毁军舰。同一天，得知意大利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在侵略战争道路上越陷越深的日本大本营立即视意大利为敌国，发布命令要求中国方面舰队等侵华部队接管意大利在中国的舰船和租界。[8]
9月9日清晨5时30分，接到本国海军下达的要求撤往中立港口的命令时，“勒班托”“埃尔玛诺·卡洛托”和一艘意大利商船正结伴停泊在上海法租界附近的黄浦江江面。以“勒班托”和“埃尔玛诺·卡洛托”二舰的油料储量以及续航力，在日军控制下的东亚海域，根本没有远逃往中立国的可能性。时任编队指挥官的“勒班托”舰舰长约瑟夫·莫伦特（Giuseppe Morante）决定执行自沉命令，指挥“勒班托”“埃尔玛诺·卡洛托”首先将舰上的机要文件全部销毁，其后二舰的大部分人员离舰上岸，由轮机部门的官兵负责打开军舰的海底阀自沉。“埃尔玛诺·卡洛托”自沉时因为官兵执行任务不坚决，仅仅只是半沉在江中（一说根本没有沉没），而且轮机舱根本没有进水。“勒班托”舰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该舰于清晨7时左右沉入了黄浦江中，下沉时则因舰内进水不匀，舰体发生严重侧倾，最后是以左舷在下、右舷在上的姿态侧卧在江里。
安排军舰实施自沉后，约瑟夫·莫伦特舰长和二舰舰员及在上海的意大利海军“圣马可”营官兵约200余人集中至意大利领事馆，随后即被赶来的日军全部拘捕，沦为日军的阶下囚，从盟友到仇敌的变化竟然就在如此一瞬间毫不留情地完成了。
意大利战俘此后一度被日军关押在三菱江南造船所附近，参加修复“埃尔玛诺·卡洛托”和“勒班托”的活动。据当时目睹过这些意大利战俘的日本人战后回忆，意大利战俘休息时习惯在空地上一边晒日光浴，一边用餐聊天，结果1944年盟军轰炸上海时，多名正在用餐的意大利战俘即被炸死。这些羁留在异国的意大利人，其后又在中国辗转过多个战俘营，幸存者最终在二战结束后的1946—1947年才回到了其祖国。[9]
意大利向盟国投降时，正值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接连遭遇中途岛、瓜达卡纳尔战役惨败之际，日本海军的舰船装备损失惨重，急需补充。加之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上运输线日益受到盟军战机、潜艇的威胁，运输船团也急需更多的护航军舰保护。在本国造舰能力已经超限的情况下，打捞、修复占领区中沉没的他国军舰，便成为一项快速补充新舰的捷径，在上海的2艘意大利军舰很快就和一些沉没在上海的美国和中国军舰那样，由日军设法进行了维修恢复，编入到日本海军序列里。
“埃尔玛诺·卡洛托”自沉时最为敷衍了事，舰体状况较好，打捞难度小，因而最先被日军拖曳，于1943年10月5日被拖航到三菱江南造船所进行维修改造。经过日方检查，“埃尔玛诺·卡洛托”的舰体、主机、通讯和航海设备均无损坏，仅需根据日本水兵的生活习惯，对原先舰上的厕所、浴室、厨房加以东方化改造。当年11月1日上午10时13分，日本海军在江南造船所码头举行该舰的正式入役和改造开工仪式，将“埃尔玛诺·卡洛托”编入日本海军，命名为“鸣海”（日本名古屋附近的地名，出产著名瓷器“鸣海烧”），舰种定为炮舰，舰籍隶属佐世保镇守府，配置于中国方面舰队扬子江特别根据地队，首任舰长吉田驹雄海军大尉，全舰核定编制57人（军官7人，士兵50人）。
在完成舰体等方面的改造后，日方于12月6日对“鸣海”舰的武备和无线电设备加以更换。其中该舰原本装备的2门阿姆斯特朗3英寸口径舰炮因为难以获得弹药和零件供应而撤去，代之以日本海军的制式化武器。原安装于第二层甲板室前方的前主炮换成1座“96”式25毫米口径双联装高射炮（最大仰角80度，俯角－10度，最大射高5250米，最大射速220发/分钟），第二层甲板室末尾位置上的后主炮改成1座“93”式13毫米口径双联装高射机枪（最大仰角85度，俯角－5度，最大射高3500米）。从主炮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日军实际上已经将该舰改换成了防空军舰，明显的用意就是要以该舰执行护航、要地防御任务。此外，原“埃尔玛诺·卡洛托”装备的轻机枪也因为枪弹和日军不通用，改成了4门日本“92”式7.7毫米口径机枪。另外还配备了部分轻武器，包括20枝“38”式步枪和5枝“14”式手枪。和武器的情况类似，原“埃尔玛诺·卡洛托”装备的无线电设备也因为和日方的型号不匹配，备件难觅，干脆移除，新装了日式的收报、发报机。
1943年12月11日，改造完毕的“鸣海”载上重油、弹药，于13日进行了稳性测试，在15日至18日进行航试，20日进行正式航试，21日试射枪炮，至月底各项测试顺利完成，维修改造竣工。因为该舰没有因自沉受损，因而变为日本军舰“鸣海”时未做大的修理，其舰体外观和意大利时期基本相同。[10]
较之“埃尔玛诺·卡洛托”，意大利向盟军投降时在上海真正执行自沉的“勒班托”号的打捞修复工作就复杂了许多。日军上海第一工作部负责该舰的打捞修复，经探明该舰的水下沉没姿态后，首先采取措施扶正舰体，对下沉过程中的破损处实施修补，后于1943年11月8日打捞出水，拖航送入三菱江南造船所船坞进行维修。(www.xing528.com)
“勒班托”自沉时舰体损伤较大，上层建筑、舰体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且轮机舱完全被水淹浸。日方采取的维修方法是将原舰上受损的舰桥、烟囱、桅杆等上层建筑全部拆除，另外制作新件更换。借着将上层建筑拆除的机会，该舰的蒸汽机、锅炉也被从舰体内掉出，拆卸分解后逐件维修保养，再合拢装回舰内使用。
日本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在“兴津”命名式上诵读命名书
1944年3月1日，日本海军在江南造船所举行该舰编入日本舰籍和开工维修仪式，由时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大将诵读命名书，“勒班托”号被命名为“兴津”（日本静冈县清水市东北地名，以景色优美闻名），舰种和“鸣海”一样都是归类为炮舰，舰籍隶属佐世保镇守府，编入中国方面舰队上海根据地队，首任舰长为浜崎长太郎海军少佐，全舰定编制70～80人。
“兴津”舰的维修一直进行到1944年4月，该舰的外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基本保留长首楼舰型的基础上，首楼上的舰桥建筑完全新建，改成了当时日本海防舰上常见的上下两层式样。舰桥一层从前至后分别是舰长室、无线电室、电测（雷达）室，一层舰桥的前方另设有一处圆形的火炮安装平台。在一层舰桥顶部的前方，设有第二层舰桥，即驾驶室，其后部设有一座方位盘火控塔，塔顶的测距仪十分显眼。在一层舰桥顶部后方则建有略似三脚桅式样的前桅。
“勒班托”原先位于舰体中部的甲板室结构基本予以保留，而舷边的舷墙则全部切除，改为栏杆，仅在首楼末端还能看到一段原先舷墙的过渡折角轮廓。“兴津”重建的中部甲板室长度较短，甲板室顶上的烟囱也不同于“勒班托”原先的直立式，改成了略微后倾的样式。烟囱之后的甲板室顶部甲板上，向左右各增拓出一个用于安装枪炮的耳台，在甲板室末尾则设置了一个圆盘形的炮位。“兴津”舰的后桅杆则设在舰尾方向的圆盘形炮位与甲板室相交的位置附近。
和外观上的巨大变化一样，日本海军对“兴津”的武备配置也颇下苦心。军舰的主炮改为2门日本“三年”式8厘高角炮，分装在首楼顶部甲板和甲板室末尾的主甲板上，另装备2座“96”式25毫米口径三联装高射炮，分别安放在舰桥前方和甲板室末尾的圆盘形平台上，2门“96”式25毫米口径单管高射炮，分别安装在甲板室顶部左右的耳台上。从主副炮皆采用高射火炮的这一选择，也可看出当时日本海军对防空护航军舰的需求之急迫。“勒班托”舰原有的布雷功能在“兴津”上得到保留，舰尾安装了两座布雷架，可搭载“93”式水雷36枚。另外，为弥补当时日本海军反潜护航兵力的不足，“兴津”舰上又装备2座“94”式爆雷投射机（“Y”炮），具体安装位置在水雷轨道附近。配合Y炮的使用，“兴津”舰上还加装了“93”式水中听音机。在一艘打捞再生的军舰上，添加如此之多的功能，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海军舰船装备捉襟见肘，但凡具有一点改装潜力的军舰就完全不放过的窘状。
1944年5月4日，完成修理改造和武备加装的“兴津”在吴淞口附近进行航试，期间与搭载摄影师拍摄“兴津”航行姿态的江南造船所拖船“鹰丸”发生相撞事故，导致“鹰丸”沉没，中国籍船长和一名船员以及在船摄影的日本摄影师共三人失踪。所幸“兴津”在碰撞中没有大的损失，仅右舷船壳板略有撞伤。此后，“兴津”的航试活动继续进行，于1944年5月14日完成。[11]
从此，“兴津”“鸣海”这两艘原本的意大利军舰开始了在太阳旗下的服役生涯。2005年日本《历史群像》杂志特刊登载了海军史学家田村俊夫曾撰写过“兴津”“鸣海”二舰的舰史文章，征引大量当事人回忆及日方档案，为今天了解这艘军舰在日本海军中的服役情况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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