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班托号：一艘参与中国侵略的意大利布雷舰

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后，被意大利海军选择作为“塞巴斯蒂安·柯伯特”继任者的是一艘布雷舰，即“阿兹欧”级（Azio）布雷舰“勒班托”号（Lepanto）。

“阿兹欧”级军舰是意大利军舰设计师弗兰西斯科·洛东迪（Francesco Rotundi）在20世纪20年代初设计的海外服役用军舰。之所以会设计成布雷舰这一看似和殖民地巡护没什么关系的舰种，与意大利海军的海外殖民地防护战略颇有关系。在其看来，意大利海军在远离本土的地区，不可能长期配置过于强大的海上兵力，因而殖民地的巡护军舰除了应该具备执行日常警戒、震慑任务的炮舰式功能外，还应该能在海外地区发生大规模事变、战争时起到固守待援的作用，能够以少敌多保护住海外殖民地的滨海、滨水方向，而布设水雷无疑是从海洋、水路方向封锁航道、自我保护的重要招数，因而该级驻外军舰全部采取了布雷舰形式。同时，因为布设水雷的功能所需，布雷舰舰尾处的干舷显得低矮，由此这种船型同时还适用于投放深水炸弹、测量航道水深等多种用途，这些同样都是在海外服役时可以运用到的本领。

在中国服役期间进坞维修时的“勒班托”，照片中可以看到舰尾的水雷投放口

“阿兹欧”级（Azio）布雷舰同级共建造了6艘之多，其中“勒班托”号由意大利C.N.R安科纳海军工厂（C.N.R Cantiere Navale Riuniti Ancoan）建造，于1925年6月开工，1927年5月22日下水，1928年8月26日成军入役。该舰的满载排水量850吨，标准排水量625吨（615长吨），舰长204英尺（62.18米），宽28英尺6英寸（8.69米），吃水8英尺6英寸（2.59米），体量规模上和她准备接替的“塞巴斯蒂安·柯伯特”相近。

“勒班托”的动力系统装备的是2座英国亚罗公司（Yarrow）三胀往复式蒸汽机和2座“桑尼克罗夫特”（Thornycroft）重油专烧水管锅炉，功率1500马力，双轴双桨推进，航速15节，舰上的燃料柜可储存75吨重油，续航力1500英里/15节（3500英里/10节），全舰编制为74人（5名军官，69名士兵。另一说为9名军官、128名士兵）。^[6]

“勒班托”舰采取了长首楼船型，双桅单烟囱，宽大的舰桥（“勒班托”舰的舰桥结构本就显得非常宽大，在临来中国之前又做过一次改造，使得舰桥的范围和规模变得更大。此举可能与意大利海军计划将该舰用于在中国担负旗舰使命有关系，考虑了同时要在舰上容纳旗舰参谋人员，所以加大了舰桥体量。）和前桅杆安装在首楼顶部甲板上，从首楼向后，主甲板上纵向朝舰尾延伸一条甲板室建筑，烟囱位于甲板室靠近首楼的位置上，后桅杆则位于甲板室的末尾。在甲板室之后，舰上留出了一段空阔的舰尾甲板，安装有水雷布设架，用以敷设该级舰赖以得名的专业武器—水雷，舰上同时可携带80枚水雷。

除水雷外，“勒班托”舰的武备主要是枪炮，该舰装备有4英寸口径舰炮两门（型号为法国“施奈德”式），分别安装在首楼顶部甲板前方和甲板室顶部甲板末尾，充作该舰的主炮。另安装1门“维克斯”40毫米口径高射炮，布置在甲板室顶部后桅杆与烟囱之间，是该舰最重要的防空火力。此外，舰上的辅助轻武器还有2门机枪。

意大利海军时期的“勒班托”(www.xing528.com)

“勒班托”服役后最先被配置在希腊海港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曾经在意大利的传统殖民地非洲一带进行过巡防和水文调查活动。1932年11月11日奉命开往远东，途中因为遭遇台风而临时在菲律宾避风，直到1933年的3月10日才抵达上海，与“塞巴斯蒂安·柯伯特”顺利交接。从此意大利驻华军舰的阵容便变成了“勒班托”和“埃尔玛诺·卡洛托”的组合搭配形式，其中以体型较大的“勒班托”舰作为意大利远东海军支队的旗舰。

抵任伊始，“勒班托”即马不停蹄立刻在中国水域四处奔走，以尽快熟悉水情航路，并向各界展示意大利海军新战力的到来。吃水超过2米的“勒班托”甚至也努力尝试沿长江上驶的航行。继而，该舰还接连开赴青岛、烟台、威海、大连、仁川等中国北方乃至朝鲜半岛重要港口，熟悉各港口情况，在这些各国舰船往来繁忙的水域、港口显示意大利海军力量的存在。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国内画报，封面上就是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意大利军舰“勒班托”（左）和“埃尔玛诺·卡洛托”，此时意大利和日本尚处于同盟状态

不出意方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就在“勒班托”部署到中国几年后，1937年在距离意大利天津租界不远的北京附近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就在中日两国鏖战之际，“勒班托”舰又先后开赴香港、越南海防、厦门乃至日本本土的东京、京都、横滨等处游历。因为当年意大利加入了德、日两国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因而意大利实际上和日本已经处于盟友关系。根据当时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中国年鉴》报道，此时意大利远东海军支队在华军舰仅“勒班托”和“埃尔玛诺·卡洛托”，二舰的舰长分别是费雷特·巴洛尼（Fregate E.Baroni）和科尔维特·格雷戈理（Corvetta G.Gregorio），以“勒班托”舰舰长费雷特·巴洛尼为支队司令。^[7]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停泊在上海的“勒班托”号

此后，意大利和日本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正式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轴心国成立，意大利更是和日本变成了真正的军事盟友。此时以日军占领的中国城市上海为主要驻泊港的“勒班托”和“埃尔玛诺·卡洛托”日益变得无所事事，坐观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争不断扩大，乃至又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时间到了1943年，欧陆战场发生风云巨变，7月10日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成功登陆，意大利军队大败。7月25日，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法西斯政权倒台，意大利陆军元帅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出任首相，9月3日意大利新政府向盟军接洽投降媾和，签订停战协定，退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团。几乎一夜之间，停泊在上海的“勒班托”和“埃尔玛诺·卡洛托”就从日本的盟邦军舰变成了敌国军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