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海军整编舰队南昌号护卫舰：首位指挥舰

1949年9月19日上午10时，身在定海的海防第一舰队司令刘广凯突然接到空海电台报告，称当天凌晨3时以后就与“长治”舰失去了联系。

据刘广凯后来回忆称，当时听到这一消息，感觉“好似晴天打了个霹雳一样，一时心情乱如麻”^[29]。当天下午，海防第一舰队司令部用无线电连续呼叫“长治”舰达3小时之久（从中午12时至下午3时），但没有任何的应答。刘广凯感到事态严重，遂亲自赶往定海机场，向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通报“长治”舰可能已经叛变的消息，要求安排飞机前往长江口上空侦察。随后，刘广凯乘坐空军派出的1架B-25型轰炸机从定海起飞，到达长江口上空时，发现江口海面上停泊有一艘军舰，刘广凯以为是“长治”舰，立刻用无线电进行呼叫，后来发现原来是一艘英国海军的驱逐舰。B-25轰炸机在长江口上空盘旋飞行一阵，因为没有发现“长治”，于是继续循长江飞行，一直飞到上海外滩上空，仍然没有看到“长治”舰的踪迹，“乃即判定该舰已叛逃无疑”。^[30]

模仿“重庆”舰起义后的应对处置方法，刘广凯立即请示空军派出飞机将“长治”舰炸沉，但是9月21日定海一带大雾弥漫，空军飞机无法出动，一直等到22日雾散之后，才得以开始前往长江口一带寻找“长治”。22日当天，空军飞机在上海一带上空侦察，并没有发现“长治”。23日，空军再出动一组B-25型轰炸机，上午10时终于在南京采石矶附近江面上看到了“长治”舰，当即开始投弹轰炸，以3架轰炸机为一批，分作6批进行投弹。^[31]

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结束飞离后，解放军方面担心起义人员连续进行护舰战斗过于疲劳，一旦防空不慎而造成军舰被炸坏，则太过可惜，于是决定要求“长治”舰先靠泊到南京下关码头，将舰上的火炮、重要仪器等设备拆除，而后再前往燕子矶与笆斗山之间的江面，进行保护性的自沉，以待异日条件合适时打捞修复。当天下午3时30分，“长治”舰的身影从长江上消失。^[32]

对于自沉一事，当时解放军进行了保密处理，新华社27日播发新闻时伪称“长治”在23日被轰炸机炸沉。国民党空军对此深信不疑，引以为空军的一大战绩。至此，国府方面认为这艘叛舰已然被消灭。

“长治”舰自沉后，全体起义人员于1949年10月底编成“长治中队”，前往华东海军学校学习。浸身在大江底的“长治”则在1949年年底，由华东军区组织实施打捞。对于当时只拥有千吨以下小舰艇的华东海军而言，“长治”简直可谓是第一流的巨舰，因而在打捞工作中，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甚至亲自来到现场，和官兵、工人一起参加作业。1950年2月24日，“长治”终于重新显身于江面，顺利浮起，之后便被拖至江南造船厂进行修理，临时定舰名为“八一”舰。当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南京江面举行建军一周年庆祝及舰艇命名活动，尚在江南造船厂内维修的“长治”虽然没有能够到场，但是也获得了新的舰名，按照华东军区海军的舰艇命名规则，被更名为“南昌”舰。4月24日，华东海军整编所辖的舰艇部队，“南昌”列入第六舰队，在7月间修复入役，正式成为第六舰队的指挥舰，舰种定为护卫舰。^[33]

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前排左一）在打捞“长治”舰的现场参加作业

打捞出水后在江南造船厂维修的“长治”舰

在黄浦江上试航的“南昌”舰，此时该舰的武备、外观和“长治”时期相差无几，舰首日制主炮的轮廓十分明显

张爱萍和“南昌”舰水兵谈话，后方推测是位于舰尾的单管120毫米口径高角炮

1951年左右拍摄到的“南昌”舰，已经全面换装苏联制武器

日本海军史学者田村俊夫分析认为，初编入解放军海军后的“南昌”舰，并没有恢复日制武器，在原来的前、后主炮炮位上，各安装了1门苏联制100毫米口径舰炮，防空火力方面，则将2门75毫米口径高射炮分别安装到舰桥一层顶部甲板前方，以及后桅杆后方的原25毫米口径炮炮位上，另还安装了4门20毫米口径机关炮。

然而根据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南昌”舰照片分析，实际上“南昌”舰最初修复时，完全沿用了“长治”/“宇治”时期的武备，即120毫米口径高角炮和40毫米、25毫米炮等。

不过这种状态保持的时间非常短暂，随着苏联支援的武器日益增多，解放军海军也开始改变了舰艇武备“万国造”的面貌，开始统一换装苏联制式武器。

可能在1950年下半年或1951年间，“南昌”舰的主炮被更换成苏联制B-13型130毫米口径舰炮，原先前主炮下方的安装基座被拆卸不用。驾驶室前和后桅杆后的两处原双联25毫米口径高射炮安装平台则向两舷方向做了拓展，各安装2门70-K型37毫米口径高射炮。此外，甲板室顶部甲板居中的位置上另安装1门70-K型37毫米口径高射炮。（1955年左右，除甲板室顶部的那门70-K型37毫米口径高射炮外，其余4门该型高射炮都改为中国自造的61式37毫米口径高射炮。）

华东海军时代，“南昌”舰机舱内的工作情景

“南昌”舰舰首的130毫米口径主炮

“南昌”舰在换装苏联制武器的同时，原先的舰上建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式舰炮拆除后，驾驶室后方的方位盘火控塔便成了无用的摆设，于是在换装苏联制舰炮的同时，拆除了这座火控塔，借此将驾驶室顶部布置成一个露天指挥平台，其后方则安装1部B-13型130毫米口径舰炮用测距仪。

电子设备方面，“南昌”舰恢复了原先“宇治”时代安装在烟囱后方甲板室顶上的电波探信仪，并在后桅杆上添装了另外一部电波探信仪。“南昌”的前桅杆则按照当时苏式小军舰的通常设计，安装了导航雷达和平面搜索雷达。原先舰上的4艘用吊艇架收纳的舢板只保留2艘，另外的2组吊艇架拆除之后，在其附近布置了2艘橡皮救生筏。另外，“南昌”的舰尾没有保留日本时期的反潜设备，而是添设了一部烟雾发射器。

编入人民解放军后的“南昌”舰，舷号定为“210”，因为排水量大、火力强，尽管出海航行能力不佳，仍然是华东军区海军中的主力舰，延续着这艘军舰历史上的传统地位，继续充当舰队内的旗舰角色。1951年12月1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首次校阅“南昌”号，当天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上舰视察，并题词“为保卫祖国的海岸而奋斗！”^[34]一年后，1953年2月24日，国家主席毛泽东由时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等陪同，在南京附近江面检阅了“南昌”“广州”“黄河”“长江”“洛阳”等军舰，在“南昌”舰上视察时，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35]

采用“210”舷号后的“南昌”舰

美术作品：东矶列岛战役中与“太和”舰炮战的“南昌”号。创作：王益恺

编入解放军海军几年后，被国府方面认定已经被炸沉的“南昌”终于和国民党海军军舰在海上相遇。

1954年5月11日，根据解放军总参谋部电示，华东军区海军发起了东矶列岛战斗。侦知三门湾附近可能有大量解放军舰艇存在，国民党海军的美制护航驱逐舰“太和”于5月16日单舰前往侦察。当天中午11时50分，“太和”的雷达在菜花岐以东海面发现2艘疑似军舰的目标，随即备战，迎头前冲。此时出现在“太和”舰眼中的，正是解放军的军舰。

当天上午8时5分，解放军华东海军第六舰队的“南昌”“广州”“开封”“长沙”4舰从檀头山以北锚地启航，“南昌”与“广州”“长沙”隐蔽至菜花岐北方1海里处待机，由“开封”舰前出至菜花岐以南6海里处侦察诱敌。

10时50分“开封”舰发现了“太和”，11时3分，准确判定其身份是一艘“太”字军舰，立即向后方的编队汇报。此后，“开封”舰采取诱敌策略，引诱“太和”舰追击北上。11时38分，“南昌”舰率领“广州”“长沙”以12节编队航速南下，11时50分在距离“太和”8.6海里时，解放军舰艇编队分为两组，“南昌”“广州”直接迎战“太和”，“开封”“长沙”则从左翼包抄。“太和”舰在11时50分所发现的，正是“南昌”和“广州”舰。

11时59分，“南昌”和“广州”在距“太和”7.3海里时开始炮击，于12时3分命中“太和”。此后“太和”舰转舵逃跑，“南昌”“广州”编队暂时停止炮击，转向追赶，在12时7分距离“太和”8.4海里时再度进行炮击，于12时15分击中“太和”。根据解放军战报描述，当时“南昌”等舰可能击中了“太和”的舰尾，该舰冒起白烟。但台湾地区国民党海军的战报中没有对应内容，反而称是开火击中了解放军军舰，二者的记录莫衷一是。时至12时18分，双方距离过远而战斗结束（台湾方面称下午1时许战斗结束）。

此战，解放军称为“檀头山东南海面击伤蒋军‘太和’号战斗”，又称东矶列岛海战，台湾方面称为鱼山西北海战，是解放军海军史上罕见的海上炮战战例。战斗中，虽然解放军有4艘军舰参战，但是“开封”“长沙”舰动作机械、迟缓，未能实现包围“太和”舰的战术设计，且“长沙”舰因为发生了主炮故障，一炮未发；而“广州”舰因为舰员训练不扎实，对舰炮了解不足，命中率低下。事实上战斗中起主要作用的只是“南昌”舰，其130毫米口径舰炮对“太和”舰形成了压制态势。^[36]

在檀头山以东发生的罕见的舰艇间炮战过去后，“南昌”舰还曾经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作战。1955年8月6日，华东军区海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所辖第六舰队改称护航舰某支队，“南昌”舰依然列在护航舰支队内，担任指挥舰的角色。1965年4月30日至5月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乘坐“南昌”舰，率领福建基地6艘护卫艇在台山岛附近海域伏击国民党军舰，进行了著名的五一海战，重创“东江”舰。^[37]经历几次海战后，“南昌”成为人民海军历史上少有的拥有多次战功的中大型军舰，五一海战同时也为“南昌”舰的战斗生涯画上了句号。此战之后，“南昌”的舰史转归平淡，再未出现和台湾地区军舰对决于海上的火爆战例。

“文化大革命”时期拍摄的“南昌”舰驾驶室内景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为了纪念毛泽东1953年视察“南昌”舰，海军司令部在1968年2月15日通知将“南昌”的舷号改为十分特别的荣誉舷号“53-224”，“南昌”由此成了海军中骄傲的荣誉舰。^[38]“文革”之后，随着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日益提速，“南昌”舰的重要性降低，逐渐变成承担训练任务的军舰，至1979年退出现役。1981年1月，“南昌”舰的荣誉舷号被撤销，恢复原舷号。同一年，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艘新造051型驱逐舰继承了“南昌”的舰名。

当年发动起义，将“长治”舰送入红旗下的起义水兵们，其后来的经历要比军舰坎坷得多。除了起义领导人陈仁珊曾任人民海军厦门基地司令员外，“长治”舰的其他起义领导者因为在起义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以至于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他们的行为是否属于起义都未能得到定性，大多数起义水兵被作为国民党士兵而遣回原籍。直到1979年，为曾经的战友们进行了多年申诉上告的陈仁珊，终于在当年联络他们的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负责人的证明下，证明了他和战友们的身份，以及当年夺舰行为的性质。

20世纪70年代初拍摄到的“南昌”舰，可以留意驾驶室前的高射炮已经换为61式双联装37毫米口径高射炮

当年的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周克后来回忆了“长治”舰起义水兵在身份得到承认时的那一幕：

“陈仁珊他们当时坚持要求起义的人当中要来几个人，他找了几个人，就是43个人当中有几个人，有的在上海工作，有的流落到福建，把他们找来开会。他们就吐了苦水，说我们怎么苦，怎么苦，我们真是伤心透了。会后就讨论，最后政治部副主任接受了，同意了，说这样吧，当时参加起义的人，还有些什么人，陈仁珊既然他都认识，是不是我们发点补助费给他们，每人发500块钱。当然500块钱比现在值钱，但是他们那时候年龄也都大了，1949年到1979年，30年了，有的人不在了，有的人已经流落了，有的人也没有成家，后代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人最好的年华都过去了，痛苦，但总算还是有500块钱，承认他们起义。有关方面要陈仁珊负责去发钱。1979年到1981年，他奔波于北京、福建、江苏、上海各地，为各地的‘长治’号起义人员落实政策。福州是他工作的重点，为此，他在福州的海军招待所住了三年多。人有的找到，有的没找到，找到了发500块钱，最后安抚下来，这桩公案算了了，就算承认了是地下党组织的起义。”^[39]

1985年，距离“长治”舰起义30余年后，中共中央统战部、总政治部联合拟定了对海军起义人员补助问题的解决办法《关于解决部分原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工资待遇等问题的请示报告》，“长治”舰起义的部分水兵被列在起义人员名录内，和他们列在一起的还有“重庆”“灵甫”等军舰的起义人员。

据记载，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侵略中国而建造的日本军舰“宇治”，在经过了每况愈下的前半生后，转入中国海军以“长治”和“南昌”之名度过了风云激荡的后半生，最终是在1990年前后被拆解。

和大多数人民解放军军舰有所不同的是，有着丰富舰史故事的“南昌”舰虽然被拆解无存，不过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公司的海燕电影制片厂，将“长治”舰1949年起义的故事拍摄成了电影《海魂》，而影片中扮演剧中起义军舰“鼓浪”的，正是“南昌”号。借着银幕上的光影变幻，当年“长治”舰起义的一幕幕故事都生动了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起义的主角，“南昌”舰的构造、形象，也被永远地以活动影像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注释】

[1]《海军》第4卷，［日］诚文图书1981年版，第138—140页。(www.xing528.com)

[2]［日］福井静夫：《日本の军舰》，［日］出版协同社1956年版，第146页。《海军》第10卷，［日］诚文图书1981年版，第241页。

[3]《世界の舰船》增刊第47集，［日］海人社1997年版，第90页。

[4]《丸スペシャル·日本の炮舰》，1980年11月，第32页。

[5]《丸スペシャル·日本の炮舰》，1980年11月，第54页。《世界の舰船》增刊第47集，［日］海人社1997年版，第90页。

[6]《丸スペシャル·日本の炮舰》，1980年11月，第54页。《世界の舰船》增刊第47集，［日］海人社1997年版，第90页。

[7]［日］森恒英：《日本の驱逐舰》，［日］グラソプリ1995年版。

[8]［日］森恒英：《日本の驱逐舰》，［日］グラソプリ1995年版。

[9]《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日］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344页。

[10]《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日］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352页。

[11]《丸スペシャル·日本の炮舰》，1980年11月，第32页。

[12]［日］池田贞枝：《太平洋战争沉没舰船遗体调查大鉴》，［日］战没遗体收扬委员会1977年版，第155页。

[13]［日］池田贞枝：《太平洋战争沉没舰船遗体调查大鉴》，［日］战没遗体收扬委员会1977年版，第202页。

[14]《海军舰队发展史》（一），（台湾地区防卫部门）“史政编译局”2001年版，第202—203页。

[15]《申报》，1945年9月14日第一张。《申报》，1946年1月14日第二张。

[16]《申报》，1946年1月14日，第二张。

[17]李春官：“我被解放军俘虏后受到的教育”，《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海军》，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641页。

[18]《中央日报》，1947年6月26日。

[19]《刘广凯将军报国忆往》，（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39—40页

[20]《刘广凯将军报国忆往》，（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1页。

[21]《刘广凯将军报国忆往》，（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1—42页。

[22]“‘长治’舰在长江口外敲响武装暴动的钟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海军》，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23]《刘广凯将军报国忆往》，（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3—45页。

[24]《刘广凯将军报国忆往》，（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51页。

[25]《刘广凯将军报国忆往》，（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51页。

[26]“‘长治’舰在长江口外敲响武装暴动的钟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海军》，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159页。

[27]《海军忠烈将士史迹》，（中国台湾）海军出版社1951年版，第73—74页。

[28]“‘长治’舰在长江口外敲响武装暴动的钟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海军》，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29]《刘广凯将军报国忆往》，（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51页。

[30]《刘广凯将军报国忆往》，（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51—52页。

[31]《刘广凯将军报国忆往》，（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52页。

[32]“‘长治’舰在长江口外敲响武装暴动的钟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海军》，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33]“‘长治’舰在长江口外敲响武装暴动的钟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海军》，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160页。张爱萍：“忆创建人民海军”，《海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海军·综述、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252页。

[34]《海军·综述、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35]刘松：“难忘的航行”，《海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36]《海军战史资料·战例选编》（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1981年版，第41—43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戡乱后期》（上），（台湾地区防卫部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145—146页。

[37]《海军战史资料·战例选编》（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1981年版，第178—179页。

[38]《海军·综述、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页。

[39]周克：“‘长治’号旗舰起义”，《联合时报》2009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