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随着华北战场上国军大势已去，“长治”和很多原本在华北沿海配合陆军作战的国军军舰一起从青岛南下，初期驻泊上海，旋即被调入长江，与从英国回国未久的“灵甫”舰等军舰停泊在下关江面，准备依托长江天险，参加首都保卫战。
正当国统区的媒体上充斥着一派背水决一死战的悲壮气氛时，当年2月25日，国府海军的“重庆”号轻巡洋舰突然发生起义，顺利通过吴淞口后北上投奔解放区，令国府的民心士气大受损伤。闻讯后，时任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立即乘坐“长治”舰从长江中游赶回上海坐镇处理“重庆”舰叛逃一事。因为担心和“重庆”同属英国援助舰的“灵甫”再发生类似的叛变，桂永清特别安排他心目中十分可靠的“长治”舰就近在上海监视、看管“灵甫”，犹如宪兵一般。[21]
可是桂永清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由他的亲信爱将刘广凯任舰长的“长治”舰内也早已燃起了预备武装起义的地火。
国共内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海军舰艇对滨江海地域的解放区形成了十分严重的威胁，每每在大战的紧要关头，海军炮火的突然出现，让解放军多次吃亏，而且这些军舰显然也将是解放军解放全中国道路上的一道重要阻碍，从国共内战开始时，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就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开始设法运动尽量多的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
1948年9月，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地下党派出党员陈健藩渗入国民党海军“昆仑”号运输舰任职，设法暗中策动该舰起义。当时陈健藩策动了“昆仑”舰上的福建籍军需上士何礼汶，又通过何认识了其老乡—“长治”舰上的陈仁珊、林寿安和曾经被八路军俘虏教育过的李春官三人，向三人灌输起义思想。
1949年3月，就在“长治”号被调赴上海监视“灵甫”舰的期间，恰好“昆仑”舰执行完运输任务后也来到上海停泊，陈健藩遂与“长治”舰上的三人小组在高昌庙一家茶馆进行了秘密会议，要求三人组成“长治”舰起义领导小组，同时向三人传授了起义后与解放区的联络信号等信息。3月下旬，因为陈健藩要专心组织策动“昆仑”舰起义，“长治”舰起义小组遂由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派出专人直接联络领导，有关在“长治”舰上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开始步步递进。[22]
1949年5月，解放军开始进攻上海。为了配合陆军的防御作战，海军海防第一舰队军舰在吴淞口及长江、内河水域防守，以舰炮火力支援陆军，充当移动炮兵阵地。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选定“长治”为旗舰，亲自在沪坐镇指挥。当时“长治”主要在月浦、高桥一带炮击解放军，除了远射程的120毫米口径主炮外，舰上装备的大量25毫米口径高射炮因为射速快，对阻击、压制中近距离处的解放军更为奏效。就在国军保卫大上海的作战日益白热化时，国府突然决定放弃山东半岛的孤城青岛，5月22日，桂永清乘坐“长治”督率临时征用的一批运输船只前往青岛，指挥和掩护青岛军政人员的撤运，至6月初顺利完成，随后即驶往舟山群岛，以定海为驻泊基地。[23]
在定海期间，“长治”舰上的陈仁珊、林寿安和李春官三人进一步商议，认为虽然因解放军5月27日解放上海后无法再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是仍应该从速发动起义。三人根据当时“长治”舰上的军官多为青岛系、电雷系人员，而舰上水兵中的福建籍人员因闽系在海军中失势，饱受军官歧视，怨气较大，决定大量发展舰上的闽籍水兵参加起义。
经过先后三次秘密会议，“长治”舰上的闽籍起义士兵组织人数扩大到了43人，而且有关起义的细节方案也日益成型，其预定的起义模式和“重庆”舰解委会的起义方法几乎完全一致，即首先控制住舰上的轻武器，而后占领、管控全舰，驶往解放区。在1949年9月初进行的第三次秘密会议上，起义组织明确了起义时的各人分工，以及起义发起时的口令为“耶稣”等细节安排。
国府海军自上海失守后，以舟山群岛的定海为基地，为了执行国府封锁长江口的战略，海军舰只此后的主要任务改为在长江口一带巡弋，拦阻、抓捕从长江口出入的船只。而这一情况恰好为“长治”舰起义提供了便利条件，即一旦“长治”被派前往长江口执勤，那么意味着起义后只要经过短短的一小段航程，军舰就能进入长江和解放区，其危险性比以往其他军舰的起义活动都小了许多。(www.xing528.com)
8月间，“长治”与“永靖”“永定”“固安”参加配合陆军八十七军王永树师突袭镇海的战斗。9月15日，起义小组盼望的机会终于出现，当天，已经升任海防第一舰队司令的原“长治”舰舰长刘广凯秘密命令“长治”前往长江口换班，执行封锁任务。由于该舰当时储备的淡水不足，舟山定海又难以提供补给，于是决定由该舰到长江口执行封锁时自行设法获取淡水。16日，在接任未久的新舰长胡敬瑞（抗日战争中任“史102”号鱼雷艇艇长，参加了突袭日本军舰“出云”的战斗）指挥下，“长治”舰驶离舟山定海。仿佛有所预感一般，舰队司令刘广凯对“长治”此行的安全极为在意，要求空海电台在“长治”出海后，必须每4小时与该舰联络一次，以便掌握舰上情况。[24]
9月17日，“长治”舰长在长江口截获一批民船，按照封锁条例将民船上的物资掠夺一空。18日白天，“长治”舰表面上仍然是一派风平浪静，当天对“长治”舰的安全十分牵挂的刘广凯还与舰长胡敬瑞进行通话，千叮咛万嘱咐，胡敬瑞答称：“一切状况正常，淡水现已加满，决定于明日上午驶返定海待命，请释钧念。”[25]
到了18日晚间，“长治”舰起义小组开始了行动。19日凌晨2时5分，停泊在长江口的“长治”舰上响起了起义人员敲响的舰钟声，而后高喊着“耶稣”的起义士兵开始了行动。为了确保起义成功，起义水兵还预先控制了安装在甲板室顶部的25毫米口径高射炮炮位，对全舰实施火力监视。
起义士兵首先来到军官舱，打死了枪炮官王英璋（北平人），取得轻武器库的钥匙，控制了全舰的轻武器。起义水兵陈世忠等冲进舰长胡敬瑞的舱房，当胡转过身穿军服时，因为看到其军裤上挂有一把手枪，起义水兵以为其要拿枪，随即从背后开枪将胡敬瑞打死，胡死时仅39岁。“长治”舰的大副、浙江衢州籍、汪伪中央海军学校出身的孔祥栋在起义爆发时正在驾驶室值更。起义水兵围攻驾驶室时，孔身中两弹，此后冒死冲向驾驶室外、位于舰桥一层顶部甲板前方的25毫米口径高射炮，以高射炮射击前主炮的弹药箱，意图引爆军舰，同归于尽，最后被起义士兵乱枪打死。孔祥栋操作25毫米口径炮射击时，炮弹击中引燃了前主炮后方的一个弹药箱，其中的12枚120毫米口径炮弹被火焰包裹。大火后来被起义士兵冒险扑灭，其中陈玉珊一人从火中搬出了所有的炮弹投海，避免了舰毁人亡。[26]
此外，“长治”舰的航海长孙幼仁（江苏江都人），一等电讯佐王书芬（山东荣成人），一等兵陈克法、韩斗辰、于化文等也在战斗中被起义士兵打死，总计起义过程中，“长治”舰上共有舰长以下军官5名、士兵6名被起义士兵打死。[27]
起义后停泊在南京燕子矶附近江面上的“长治”舰，整个上层建筑都做了伪装
起义士兵在击毙了多名高级军官后，成功占领了驾驶室、电讯室、轮机室等要害部门，并将反对起义的士兵关入第一士兵舱。之后，由老舵工郑宝德负责驾驶，悬挂起了红旗的“长治”舰顺利驶入吴淞口，在19日拂晓5时靠泊到上海外滩的武昌路码头旁。闻讯后，原国民党海军少将、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副司令员曾国晟等上舰欢迎，至此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起义成功。
为了加强对军舰的管理，“长治”舰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起义领导人陈仁珊、林寿安、李春官等担任委员，而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则由没有反对起义的原“长治”舰轮机长郑成捷和枪炮员王炳生担任。因为担心国民党空军飞机会前来轰炸，起义人员提议将军舰外部油漆成迷彩色，于是“长治”舰匆匆驶入高昌庙江南造船厂，由该厂快速地进行迷彩涂装。工作完成后，“长治”于当天下午5时左右起锚，沿长江上驶，20日在镇江暂泊，21日早晨到达南京燕子矶江面下锚，此后又在舰体外部用渔网等材料遮蔽，进行了进一步的伪装。[2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