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性背景信念在制度中的意义

确定性背景信念包括确定性的“有”和确定性的“无”，确定性的“无”对应的状态也类似于低可信度的气候变化认知，确定性的“有”对应的是高可信度的气候变化认知。在气候正义的讨论中，低可信度的认知在目前没有现实意义和制度意义，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完全无视不符合当前的共识和要求，所以这里的确定性背景信念主要指的是高可信度的背景信念，即气候正义中的各主体对气候变化的事实和后果有着确信的认知，尤其是对于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上持确信的态度，因而在通过改变人类自身的活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形成了一致的共识。

在确定性的背景信念下，气候正义的价值体系中的几个关键价值的序列是这样的：鉴于气候变化事实和后果的确定性，安全应是首要的底线性价值；自由是主导性的目的价值，但只有在满足安全的底线性要求后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主；平等和公平则主要是在对为确保安全而设置的义务分担以及对其他价值施加限度的过程中适用。这一状态是与我们前面界定的气候正义的含义是基本一致的。

在确定性背景信念下，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制度框架是一个相对单一的目标框架，各主体的总体目标和核心目标是一致的，即应对气候变化，而不是其他目标并列居于这个制度框架的核心地位。

背景信念由不确定性向确定性的转变要求相应的制度框架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转变，即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中心。应对气候变化的单一目标框架，反对将其他可能阻碍或拖延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一并糅合到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体系中进行解决。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气候正义变化问题只是一系列不平等问题中的一个，如殖民掠夺、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主权干涉等等。但是，要将所有问题打包式的在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制度框架中去解决，是不现实的。在确定性的背景信念下，殖民掠夺、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主权干涉以及气候变化中的历史责任实际上是另一个问题，应当通过其他的谈判进程加以解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的转移应当围绕气候变化应对的目标进行制度设计，而不是为了历史责任的追究。历史责任应当放在其他议程中进行讨论，比如放在国际援助的条约中，与贫困、教育、贸易、医疗等的不平等问题，一道解决。^[33]当然，确定性背景信念下的单一目标体系是相对的，它并不排除为了将各个主体的确定性背景信念转化为确定性的行动而使用谈判技巧，进行激励性的制度设计，但这些激励性制度蕴含的并非是气候正义的主体价值。

表7　气候正义背景信念的制度意义

〔1〕IPCC.Working Group I Contribution to the IPCC Fifth Assessment Report，Climate Change 2013：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Summary for Policymakers，[2013-10-28].http：//www.climatechange2013.org/images/uploads/WGIAR5-SPM_Approved27Sep2013.pdf.

【注释】

[1][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2]张巨青、吴寅华：《逻辑与历史——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嬗变》，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3]Hilary 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54.

[4][美]彼得·S.温茨：《环境正义论》，朱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页。

[5]李莉：“科学接受中的主体情境因素考察”，载《理论界》2008年第3期。

[6]关于三个“条件限制”的论述，参见陈方：《超越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夏皮尔科学哲学评述》，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5页。

[7]秦大河等：“气候变化科学的最新认知”，载《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7年第2期。

[8]参见沈永平、王国亚：“IPCC第一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认知的最新科学要点”，载《冰川冻土》2013年第5期，第1070～1073页。

[9]秦大河：“对IPCC评估报告的理解”，载刘燕华主编：《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0]参见沈永平、王国亚：“IPCC第一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认知的最新科学要点”，载《冰川冻土》2013年第5期，第1070～1073页。

[11]曹荣湘主编：《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69页。

[12][美]S.弗雷德·辛格、丹尼斯·T.艾沃利：《全球变暖——毫无来由的恐慌》，林文鹏、王臣立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13]“气候门”缘自黑客于2009年12月侵入英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电脑，并在网上公布了上千封研究人员的内部邮件，同时声称：邮件中可以看出，这些气象专家的研究并不严肃，他们甚至篡改对自己研究不利的数据，刻意向公众隐瞒部分不支持气温升高的数据，以证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起到巨大作用。参见尹传红：“认识科学的‘不确定性’——从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争论说开去”，载《科普研究》2010年第3期。

[14]IPCC第三次报告中引用了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1000～2000年的北半球温度变化的成果，图片表现为1910以前较为平稳，20世纪温度上升突出（使得整条曲线呈曲棍球杆状），该图成为IPCC第三次报告的重要证据，效果直观、惊人，也被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一书引用，影响广泛。但许多研究者认为曼的数据过分依赖树木年轮，并且数据存在修改和删除，从原始数据无法重复得出曼的结论。后来曼又在《自然》（Nature）（2004年）重新撰文承认数据存在问题，但认为基本结论依然可靠。第四次评估报告对这些质疑也进行了回复和讨论，认为基本结论是正确的。参见蔡博峰、杨姝影：“气候变化：质疑与挑战”，载《环境经济》2010年第5期。(www.xing528.com)

[15]王芳、葛全胜、陈泮勤：“IPCC评估报告气温变化观测数据的不确定性分析”，载《地理学报》2009年第7期。

[16]王芳、葛全胜、陈泮勤：“IPCC评估报告气温变化观测数据的不确定性分析”，载《地理学报》2009年第7期。

[17]王芳、葛全胜、陈泮勤：“IPCC评估报告气温变化观测数据的不确定性分析”，载《地理学报》2009年第7期。

[18]曹荣湘主编：《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75页。

[19]相关资料参见丁一汇、戴晓苏：“中国近百年来的温度变化”，载《气象》1994年第12期；任国玉、周薇：“辽东半岛本世纪气温变化的初步研究”，载《气象学报》1994年第4期；王绍武等：“近百年中国年气温序列的建立”，载《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第4期；李克让、王维强：“近四十年来我国气温的长期变化趋势”，载《地理研究》1999年第4期；宋连春：“近40年我国气温时空变化特征”，载《应用气象学报》1994年第5期；杜军：“西藏高原近40年的气温变化”，载《地理学报》2001年第6期；徐铭志等：“近50年来中国地面气候变化基本特征”，载《气象学报》2005年第6期；唐国利、任国玉：“近百年来我国地表气温变化的再分析”，载《气候与环境研究》2005年第4期；徐铭志、任国玉：“近40年中国气候生长期的变化”，载《应用气象学报》2004年第3期，等等。

[20]王慜超等：“从‘垃圾科学’现象审视开放社会中的科学解释权问题”，载《中国科技论坛》2011年第1期。

[21]郭望：“埃克森美孚遭英国皇家学会指责”，载《绿叶》2006年第11期。

[22]蔡博峰、杨姝影：“气候变化：质疑与挑战”，载《环境经济》2010年第5期。

[23]王慧卿编译：“NGO报告：埃克森-美孚如何扭曲‘全球变暖’真相”，载《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月11日，第A06版。

[24]参见[美]柯瑞·罗宾：《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叶安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25]参见[美]柯瑞·罗宾：《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叶安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26]转引自[美]S.弗雷德·辛格、丹尼斯·T.艾沃利：《全球变暖——毫无来由的恐慌》，林文鹏、王臣立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27]实际也可以说是一种更广义的“建构”，而且这种“建构”是与“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在客观效果上是一致的，都推进了科学知识的发生。但在文中我们通常将“建构性”用作与“科学性”对应的概念，因而此处我们避免用“建构”一词。

[28]李春林：“后哥本哈根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呼唤正义”，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9]李莉：“科学接受中的主体情境因素考察”，载《理论界》2008年第3期。

[30]黄之栋、黄瑞祺：“全球暖化与气候正义：一项科技与社会的分析——环境正义面面观之二”，载《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5期。

[31]Arts B.，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Global NGOs：Case Studies on the Climate an Biodiversity Conventions，Utrecht：International Books，1998.

[32]Corell E.，Betsill M.M.，“A Comparative Look at NGO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Desertification and Climate Change”，4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86，107（2001）.

[33]Eric A.Posner，David Weisbach，Climate Change Justi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