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正义的背景信念：认知与影响

气候正义的背景信念，是借用自科学哲学的概念，它是指认知主体在观察和认知一种事物或现象时所持的构成某种观念认识论基础的事实性因素。在气候变化领域，主要是指对于人为原因引起的气候变化事实和后果的认知。气候正义的背景信念概念的借用，主要是强调相关主体对于气候变化这一事实和后果认知所持有的共识性观念和态度，在气候正义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科学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探讨科学的合理性及可接受性，即一种我们称之为科学的理论和观点，为何是正确的和可接受的。逻辑主义方法论对此的解释是，科学结论的可接受性源于科学的客观性，而科学知识客观性的保证又源于观察语言客观性。为此，逻辑主义预设了“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严格区分，认为观察语言是中立不变的，而理论语言的意义是被观察语言所规定的。一门知识之所以成为科学，其主要的依据就是它具有“可观察性”的东西作为它的基础。^[2]但是，显然这种关于“观察语言”的“不变性”观点，已被经验观察本身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科学（和其他）对于事实的观察受到我们的观念、信仰和理论的影响，因而观察语言中的概念和结论本身，“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创造的，既是经验中客观因素、不依赖于我们意志的因素，又是我们在概念上的发明……”^[3]究其原因，恰如温茨教授在《环境正义论》中指出的，无论如何，判断都受到探索者的背景知识、价值观念等组成的背景信念影响。对科学而言，它对现实世界的描述不是准确的镜像世界的描述。相反，它代表着个体和世界互动的结果。无论探索者在观察时、选择要运用的理论时、对结论进行归纳时，他都不是信念中立的，都会受到自己既有背景信念的影响，并做出逻辑或数学规则不能解决的判断。一个有趣的印证例子是：1781年，威廉·赫歇尔发现了第七颗行星——天王星。此前，天文学家认为只有6颗行星。在1690～1781年间，许多天文学家，至少17次看到过天王星，但他们受到共同的背景信念的影响，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观察”到的是“已有”恒星中的一颗。^[4]由此可见，“观察语言”虽然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但并非绝对如此。对于科学认知和科学接受而言，背景信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气候正义观念的认知和接受，同样遵循了科学认知和接受的规则。关于普遍的正义原理和理论的判断，都通过与科学中所使用的相同的探索方式而获得。对正义问题的探讨，也正如对事物的观察，我们是通过从被教化所强烈影响的特殊观察中获得归纳结果。人们在教化过程中获得概括性的经验，它们影响我们对存在的感知，并将转而受到感知的影响。背景信念——科学认知——共识，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互动的环节。在自然科学中，背景信念影响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和结论，而科学探索的过程和结论又随时在修正我们的背景信念。同样的，在气候正义的探知过程中，背景信念也影响我们探索的过程和结论，而探索中的过程和结论又会修正我们构建气候正义的背景信念。(www.xing528.com)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背景信念是科学观察、科学认知和科学接受过程中主体在特定情境中所持的对于事实、知识、价值等的确定性的观念和态度。对于它们我们难以给出进一步辩护的理由，相反，我们往往用它们评价或辩护其他观点和理论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认知主体具有什么样的背景信念常常会制约主体对理论和观点的接受。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接受一个理论，常常在检验之前就对理论赋予了一定的信任度，人们或者信任这个理论具有可行性，或者信任该理论比其他理论更可行，或者认为该理论具有更强的逻辑简单性。这种信任和科学家的或共同体的对理论的先验信念是分不开的。如果人们没有这样一个背景信念，那么人们就不可能会接受这个理论和观点，相反会拒绝这个理论和观点。^[5]因此，我们可以说，背景信念是科学认知的前提和决定性因素之一。

此处我们将科学哲学中的背景信念概念移植使用，借以表明对于气候正义的形成而言，同样需要一些确定性的背景信念，无论这些背景信念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抑或是科学证明的。而气候变化的事实和后果客观性的认识，正是气候正义认知和接受的背景信念。当前我们关于气候正义的内容和形式的建构，都是建立在对气候变化事实和后果已有的认知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