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的地理西洋学中的投影制图

在无数个白日黑夜，班固绞尽脑汁，终于，有一道思想的闪电划过，于是，在他的《汉书》里，出现了“地理”这一名词。西方人也几乎耗干了自己所有的心血，才学会运用投影法来制图。

话说在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24部“正史”，通称二十四史。其中，《汉书·地理志》在正史地理志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汉书》是由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撰写而成，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54）于东汉初年因病辞官后，专门从事史学研究，著有《史记后传》。

班固继承父亲遗志，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公元53－83）加以整理、补充，定名为《汉书》。

《汉书》120卷，其中绝大多数篇幅都是对《史记》八书的增删，并增加了刑法、五行、艺文、地理四志。

其中新增的《地理志》是我国史书中首次出现以“地理”命名的专著。

《汉书·地理志》包括三个部分：卷首收录我国古代地理名著《禹贡》和《职方》二篇，这是对前代历史沿革的简单交待；

卷尾有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作为附录；

中间是主体，详细叙述了平帝元始二年的疆域地区，共103个郡国，1587个县、道、邑、侯国。

在每一个郡国中又详述了行政区划、户口数字、山川河流、矿藏、物产、经济发展和民情风俗等。

《汉书·地理志》各郡的写法体例一致，便于对比、查找，为今天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史料。

《汉书·地理志》是以西汉的政区郡县为纲，人口、山川、物产为目，写成的地理著作。

这本书开创了以疆域政区为纲来记述当代地理情况的体例。但是这种体例要求占有大量详实的资料，所以，是很难写好的。

我国24部正史中，只有16部写有地理志，由于《汉书·地理志》是我国正史中第一部地理志，也是最好的，因而它在正史地理志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汉书·地理志》一开始概述了历史疆域沿革，从最早的黄帝时代起，黄帝作为中央政府的首领就“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又说夏禹治水后“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接着，该书又辑录了《尚书》中《禹贡》全文。

《禹贡》把古代中国作为大一统的国家，按高山、大河的界限为纲，把全国分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粱、雍。在这样辽阔的、物产丰富的土地上，既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负责整治全国的山河，使其有利于人民生产，又有上千的诸侯国。

分居在九州的这些诸侯国要按“五服制”的规定分别向中央政府缴纳贡赋。夏代是这样，商代也是这样。至于周代呢？

作者辑录了《周礼·职方》的全方说明周代也是九州，不过个别州名有所变动，然后讲道：“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

周天子的权力逐渐衰弱后，诸国之间互相兼并，到春秋时只剩下几十国，到战国时只剩下七国，最后，强大的秦灭亡了其他六个国家，统一了天下，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

到汉武帝时南方和北方的疆土又扩大了，添设和分置之后，共设13州。

这样，作者首先就把以山川为纲的九州是怎样演变成以郡县为纲的13州的历史过程说得一清二楚。

其次，作者通过《禹贡》和《职方》的九州说，充分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下一统的，为秦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现行制度寻找出历史根据，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后来的正史地理志，无论是统一王朝的隋、唐，还是分裂时期的王朝宋、齐、北魏，都从《禹贡》九州讲起，也都把《禹贡》九州说，作为现行行政区划的历史根据。

《汉书·地理志》创立了疆域地理志这一体例，为两千年来历代正史地理志树立了典范。

汉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辅以封国志。这种统一的行政区划就是《汉书·地理志》的现实根据。

所以，《汉书·地理志》不像《禹贡》、《职方》那样以高山、大河界限划分的九州为纲，而是以郡（国）、县（侯国）为纲来记述西汉的整个疆域。

《汉书·地理志》先列郡名，注出郡的沿革和户口数以及属县若干；接着列举其属县（包括侯国），根据各县（侯国）的具体情况，或注明其沿革，或注明山、泽的方位，或注明水的源流，或什么也不注。

各个郡及其属县排完后，就排列各国及其属县。由于郡（国）、县（侯国）常有变动，要以郡县为纲，还必须以一定的年代为断限。

《汉书·地理志》就是以西汉末年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为断限，列举103个郡（国）和1587个县（侯国、道邑）为纲，来记述整个西汉的疆域的。

这样，纲举目张，使全国疆域情况、各郡县建置沿革、户口数字、山泽方位、河川源流、物产分布就一目了然。这种以郡县政区为纲，山川物产为目的体例，名叫疆域地理志。

《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等16部正史地理志都是按照《汉书·地理志》的体例来写的。所以，《汉书·地理志》实是疆域地理志的始祖。

人口地理也是地理学的内容之一。弄清各个历史时期人口分布状况及其变迁规律，对于分析当时的政治状况和评价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汉书·地理志》是最早的提供全国人口数字的一部史书。

在《汉书·地理志》103个郡的分述中，每个郡都有户口数字，把这些数字全部累加起来，就能得出撰写地理志时，也就是汉平帝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人口数为：59594978人。这个数字虽然不能说十分精确，但它却是当时全国各郡县户口数汇总而成的。

有了人口统计数字，再根据当时各个郡县范围面积的大小，就可以推算出各地区的人口密度，也就是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数，画出一幅二千年前的人口密度分布图，这对研究汉代的经济地理是非常有意义的。

以当时的长沙国为例，在西汉103个郡中，长沙国的面积不算小，但人口却只有235800人，如按其面积71000平方公里计算，它的人口密度为3.3人/平方公里，如按西汉初期长沙国计算，人口密度就更低了。

而当时黄河流域有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已高达200人/平方公里。

这说明，当时我国政治、经济中心尚在中原黄河流域一带，人口还没有大量南迁，位于湘水和资水中下游的长沙国的广大劳动人民为了养活家人，负担一定是十分沉重的。

人口地理的记载，还可以用来分析研究同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多少是颇能说明生产发展的水平的。如自然条件优越的太湖流域，西汉时还是人烟稀少，到了唐代，那里生产水平在全国已名列前茅，人口数字比《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增加了许多。

由于《汉书·地理志》开了端，历代正史地理志都记载有当代全国总户口数和各地区户口数的统计材料。这不光可以绘制西汉以来历代人口分布图，也有助于研究我国古代人口分布与变迁的规律。《汉书·地理志》对于江河的发源地及流向的来龙去脉叙述较完备。在103郡（国）的分区中，记述了134座山，258条水，河泽20个，水池7个，水渠5条，其他江河水系22条。

一般是在有关的县下注明水的发源地——出某山、某谷，流入某水，或经某水入某水，有的还注明流经几郡，行多少里。

所记山脉，不仅有名称，而且大多有方位。这充分表明，早在二千年前，人们就已经对当时广阔疆域内山脉、水系的状况，已经有了较概括的了解。《汉书·地理志》在有关郡县下或注有盐官，或注有铁官，或注有工官，或注有橘官，或注有牧师官。根据这些记载，就可以绘制出汉代盐铁工业分布图，以及畜牧区、园艺区。《汉书·地理志》还保存了不少地质矿物学方面的内容。

它记述的矿物种类有盐、铁、铜、金、银、铅、锡、文口、石油、天然气等。其中有关石油产地的记载，如高奴（今陕西延安），有洧水（即石油），在我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作者所述矿物分布于62个郡、112个地点，许多矿藏在当时都已经广为开采。比如，书中写道，地处西南的益州郡，有不少地方出铜、锡、银、铅，这些都已被历史所证实。《汉书·地理志》不仅保存了西汉政治、经济地理资料，也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先秦时代的地理资料，特别是大小国家及其国都的变迁地。有的古国如在汉代是县，就在县下注明故国。如陈留郡雍丘县：故杞国也。……为楚所灭。有的古国如在汉代已变成了乡，就在县下列出乡名加以注明。如河南郡偃师县：尸乡，殷汤所者。

南郡秭归县：归乡，故归国。

此外，还有古代著名的关隘也在县下注出。如：

弘农郡弘农县：故秦函谷关。

河南郡成皋县：故虎牢。或日制。

所以，《汉书·地理志》不仅是汉代的现代地理著作，也是汉代的历史地理著作。这部最早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班固之后，北魏的郦道元，也为中国地理学，同时也为世界地理学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人类，他同样是功不可没的。

说起郦道元，不能先表一表《水经》。

我国古代有一部记述全国水道的专注，这就是《水经》。关于《水经》的作者，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是汉代的桑钦。如《唐六典》记载：“桑钦《水经》引天下之百三十七，江河在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水经》为“右汉桑钦撰；钦，成帝时人”。

但清代不少学者，如全祖望、戴震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部书不是西汉桑钦所作，是三国时人写的。

《水经》这部书记述全国水道共137条，每水各成一篇，简明地叙述了河道的源流及经过的郡县都会的名称，确立了因水证地的方法。

晋代以后为《水经》作注的主要有两家，一是晋朝郭璞，一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前者已经失传，只有郦道元的《水经注》一直流传下来，《水经》因《水经注》才得流传后世，并附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共60条。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约生于公元466年，卒于公元527年。在他年少的时候，就曾跟着任青州刺史的父亲前往山东，游历了不少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河山的壮美。少年时代的郦道元，对大自然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郦道元在北魏的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和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做官，又曾出任冀州镇东府长史（今河北冀县），鲁阳郡太守（今河南鲁山县），东荆州刺史（今河南唐河县）等地方官吏，到过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西、陕西、内蒙等地。

郦道元所到之处，都十分注意实际调查，访渎搜渠，为他撰写《水经注》提供了重要条件。

他自己就曾经在《水经注》自序中讲到，他读过不少先贤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禹本纪》、《华阳国志》、《钱塘记》等。但这些书的内容往往都不能令他满意。

他批评《山海经》“周而不备”，内容过于芜杂；《禹贡》、《周礼·职方》“俱略”，都只是轮廊；《汉书·地理志》“简而不周”，虽有记述不详备；有些描写名都的辞赋，“裁不宣意”，受体裁的限制，不能畅记所述。

《水经》脉络尚不够清晰，也缺乏系统性，因此，郦道元觉得很不满足。

郦道元决定为《水经》作注，以《水经》为纲，写出一部综合性的地理巨著。于是，他在跋山涉水、寻访故迹、追溯源流的基础上，采用作注的形式，花了七年的时间（公元512～518年），对《水经》作了详尽的补充和发掘，撰成《水经注》。

《水经注》记全国水道1252条，比《水经》增加近10倍。全书40卷，今存者约30万字，比《水经》增加近20倍。

书中不仅记述了河道的发源和流向，而且记载了河道流经地区的山岳、丘陵、陂泽，重要的关塞亭障、古城遗址、土地物产、农田水利设施及河道变迁等。

郦道元的“注”，实际上是一部体裁新颖的地理专著。

它既不像《禹贡》以地理区域为纲，又区别于以行政区划为纲的《汉书·地理志》。

《水经注》以河流、水道为纲，综述流域内水文、地貌、地质、土壤、植被、动物分布，以及物产、交通、城镇建制沿革等地理情况，内容丰富生动，文字绚丽多彩，不仅是我国古代地理研究中出类拔萃的杰作，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价值。

郦道元《水经注》是很注重实地考察的，如古书中对汝河源的记载不同，郦道元在任鲁阳郡太守时，就曾“令寻其源流”，亲自带人跋山越谷，进行实地考察，终于在“岩障深高，山岫邃密，石径崎岖，人迹裁交”的大盂山蒙柏谷找到了汝河的源头。

又比如古书中对泗水源的记载有明显的分歧，郦道元有一次因事到山东，“沿历徐沇（济），路经洙泗”，曾“寻其源流”，结果证明《水经》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都是错误的，实际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泗水出“卞县故城（今山东泗水县东50里）东南桃墟西北”。

郦道元写《水经注》还非常注意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他在书中引用的前人典籍多至437种，北魏以前的有关地志，搜罗殆尽。还收录了不少汉、魏间的碑刻。

《水经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凡郡县、乡关、聚邑，皆以水道确定其方位。这可以说是既明白易懂又准确无误。

如《水经注》易水篇对燕下都武阳（今河北易县东南）的记载：“易水又东径武阳城南。盖自宽中历武夫关东出，是兼武水之称。故燕下之都，擅武阳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渎。武阳大城东南小城，即故安县之故城也，汉文帝封丞相申屠嘉为侯国，城东西二里，南北一里半。”《水经注》这段记载燕下都的情况，与今天燕下都遗址的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水经注》中记载河道经流，插叙历史旧迹，多属此类。

清代地理学者刘献廷称赞《水经注》说：“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真是形容得再恰当也没有了。

因此，《水经注》一书不仅为地理学家所重视也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农田水利学家所重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为中华民族的孕育、成长、壮大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由于黄河所流经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植被稀疏，这样一旦天降大雨，便泥沙俱下，黄河河水也就日益浑浊，成了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一条河流。

黄河下游河段，由于大量泥沙的淤塞，常常引起河水泛滥，河流改道，就像一条黄龙不断地挥动它的尾巴，摆荡迁移。

郦道元曾在黄河中下游的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生活多年，对“一石水六斗泥”的黄河比较熟悉，所以在《水经注》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述黄河及其支流，供人们探索它频繁改道之谜。

相传最早的黄河下游河道，是大禹治水时疏导而成的，人们称之为“禹河”。

它大致是从河南北部的武陟起，向东绕道山东定陶，然后朝东北到山东的广饶入渤海。“禹河”在绕道定陶时，拐了一个大弯子。

然而天然河道的特性是截弯取直，河水往往会选择捷径奔流，禹河同样如此。

到了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中期，它离开了原来的弯道，而从今河南省北部的浚县、滑县转折向东，经山东西北，出河北东部入海。这就是见于史书的黄河第一次大改道。

过了四五百年，到两汉时期，黄河又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闹将起来，在河南北部的清丰附近决口，冲出了一条新的河道。

其时正值王莽称帝，人们就称它为“王莽河”。它相对古黄河故道，位置又稍向北移，所以也叫“北渎”。东汉时，王景治河成功，黄河改掉了“北渎”，再次改走新道，这才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作河水的黄河。

经过长期实地考察和查阅了大量史料，郦道元弄清了他所见到的黄河，是由古黄河改道而来的。

他想：如果把北魏时期的黄河河道和以前黄河故道作一比较对照，不就能搞清黄河改道的来龙去脉了吗？

经过他的调查、考证，终于发现了“北渎”的故道，并把结果写入了《水经注》，这为搞清北魏以前黄河的迁移，提供了一条较为明确的线索。

《水经注》的论述，有非常清楚的方向、道里等方位和数量概念，记述特别详细的地区，甚至可以按文字意思画成地图。

清代杨守敬就根据《水经注》，编绘了《水经注疏》与《水经注附图》。这种地图对研究地理环境的发展、变迁趋势和规律，是很有用的。

江河湖海的水文变化，山丘平原的逶迤起伏，干湿冷热的交替更迭，以至土壤植被的分布状况，都是处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之中。

郦道元充分注意到了这一客观事实，他在写水道时，就十分注意水道与周围地理环境的联系。

他写水道的时候，必写山、写湖、写海，因为任何一条河流都有它的源头和归宿，河源往往在高耸的山岳之中，河流则终究要注入湖泊或大海，从河源到河口，以及整个流域，地貌起伏变化对河流会带来深刻的影响。

《水经注》还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各类地貌现象。在记述黄河砥柱峡的急流时，他写道：“水中山岩如柱，激流涌进，波涛翻滚，其流势之急宛如长江三峡。”

在记述现在的永定河的时候，郦道元又引用了“高梁无上源，清泉无下尾”的民谚。

郦道元还用科学的解释驳斥了当时的一些没有科学根据的奇谈怪论。

比如，黄河出潼关向东奔流，到今河南陕县时，突然出现“水涌起方数十丈”的奇特现象，传说这是过去皇帝铸了金人沉入黄河而引起的。

郦道元却认为，源远流长、连涌大海的黄河，区区几个金人怎么能够堵河涌涛呢？那不过是“虢山崩，壅河所致”，即那一带发生过山崩坍方，大块岩石崩落黄河之中，堵塞河道，迫使大量的河水通过狭窄的水道而产生涌水。

郦道元注《水经》，是本着“因水以证地”的精神的。他抓住了河流水道这个纲，用河流作线索，广泛地把河流流经地区内的许多地理事物连贯起来。

这就使《水经注》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水文地理的范畴，涉及到更多的方面。

比如，记载了现在的湖南湘乡县的鱼化石；描述了陇西黄河支流洮河附近岛鼠山发生的一次地震；叙述了广西漓江一带石灰岩地区独特的岩溶地貌景色；提及了煤炭、石油、金、铁盐等约20种矿物和它们的产地，对地学史、古生物史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耳闻不如亲见”，这就是郦道元写作的准则。他在写《水经注》时，总是先要搞清楚河流干支流的发源与归宿，查看流经地区的情况；对自己还不太明白的地方，宁肯花费很多时间去考察。

为了“访渎搜渠”，他的足迹遍及秦岭、淮河以北、长江以南和长江中游一带，参阅了400多种史书古籍，刻苦钻研了前人积累的经验和成果。

东汉时的王充（公元27～100）也吸取了先秦的自然观和汉代在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的成就，批评了天人感应说。

王充的《论衡》二字，就是“言论的批判”之意，他根据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勇敢地揭露一切他所厌恶的虚假妄想。

汉代的天人感应论者如董仲舒认为：天创造人就是为了执行天意，如果违背了天的意志，天就降“灾害”以示“谴告”；不但天能降灾于人，且人的行为和精神活动也能感动上天。

王充从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出发，说出很多道理来说明天人感应说的虚妄。

首先，他认为天是由物质的“元气”构成，天“无口目”，也“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本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

其次，他指出所谓“灾异”，都是自然现象，如日月蚀，有自然的规律，“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食，蚀之皆有时”。

“水旱”、“寒温”也是气候自然的变化，“天之阳雨自有时”，“非政治所招”。从而他得出的结论是，“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否定了天人相感的论说。

此外，王充还批判了那种认为潮水是伍子胥被屈杀后，心中愤恨，所以才“驱水为涛”的传说。指出人死为鬼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用科学道理说明潮汐现象对月亮的依赖关系：“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根本不是由于鬼神发怒所致。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大为兴盛起来，并曾一度取得国教地位。佛教宣传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之类的说教，更助长了“天人感应”说的传播和影响。

这时，南朝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大约生活于公元445至515年之间）从形神关系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出发，认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对佛教神学的理论支柱神不灭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王充、范缜等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他们对于“天命论”的批判，为人们对地理环境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减少了思想上的障碍，鼓舞人们更好地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在客观上他们为促进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最初把72候应列入历书中去的是在北魏。

公元520年，《正光历》，亦即《神龟历》，内列72候应。东魏（公元540年）所列72候应基本上与《正光历》相同。

但魏时历书中的各候应出现时间一般比《逸周书》中同一候应出现为迟。大体冬夏季迟的时间特别多，春秋季候应的推迟是由冬夏季候应推迟所造成的。

过去，人们认为北魏72侯应与《逸周书》不同，是由于北魏的国都在平城，而平城比西安的纬度高4度多，海拔高800米左右所致。

但我们知道，北魏《正光历》中列入72候应时，已是国都平城迁到洛阳（公元495年）后20多年了。所以，北魏历书中反映的气候。应是洛阳的气候，而不是平城的气候。

而且从北魏72候应中看到，当时的气候非但不比《逸周书·时训解》所反映的气候为冷，反而暖一些。(www.xing528.com)

例如《正光历》中已删去了一年中最冷候“水泽腹坚”。可见将北魏72候应与《逸周书》中的不同，归因于北魏国都位于平城，是不合适的。

真正的原因在于北魏时我国黄河流域气候的大陆性有所减弱所致。

从公元元年开始，西方地理，以罗马帝国为代表，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公元一世纪，罗马人便开始恣意横行于整个不列颠主岛，也到了爱尔兰。

奥古斯都的军队渡过了莱茵河和多瑙河，不但直抵两河地方，连德国西南部所谓德库马特兰也都成了罗马的省区。

个别的罗马人也有深入到德国去的，在尼禄王统治下的一个罗马骑士，曾抵达波罗的海边。

在亚得里亚海的另一边，征服了达尔马提亚后，罗马的统治也越过了崇山峻岭而直抵多瑙河。

到了二世纪初，图拉真皇帝渡过了多瑙河下游，占领了许多地方。

在亚洲，小亚细亚的占领保持得很稳固，它变成了一个希腊化的地方。

再往南，罗马的军队只是偶然侵入到叙利亚，因为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土著居民的强有力的抵抗。

在这里，地理的知识并没有什么进步，里海东部平原上的图尔安民族则因被新的民族迁移所掩盖，甚至又被人们遗忘了。

通过塔里木盆地和中国建立联系是很重要的事，而且，知识也顺着海道漂流进中国。

大约在公元50年，希帕卢斯利用浩荡千里的季风横渡浩瀚的阿拉伯海到达印度，另一些人跟着他去，有的还到了缅甸。

在阿拉伯，奥古斯都时代的加利阿斯好像曾侵入到也门。

一位航海家在瓜达富伊角被海水漂流到南方，一直到达桑给巴尔岛或者奔巴岛。

约在同时，一位罗马的将军由埃及南行，直到尼罗河；尼禄王派出去探寻尼罗河河源的一个探险队，好像曾进到北纬9度加策伦河的河口。这个探险队也带回来了关于大湖和雪山的模糊消息。

罗马的这种大踏步的征服工作直接有利于取得各个地方的地理知识，因为道路都要测量，而且编成旅行指南，有些还附有说明书，这和近代为着军事目的所作的工作相类似。

我们也听到过在阿格里已领导下的对罗马国的一次测量，这是由恺撒命令做的，于公元前44年开始，据说用了25年的时间。

有人认为这次使用了真正的三角测量法，但按帕尔奇的看法这却是想入非非，就是重新测定道路也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大约只是将一些旅行指南汇集起来，加以整理。

这意味着地形学的知识取得一次大进步，但是，在地球上的位置好像还不曾加以确定。

关于地球的大小，罗马人把它的尺度看得过小了。关于纬度，它有许多天文学的测定，反之关于经度，它的数量就太少。

当时经度绝大多数都只能依据旅行指南，而旅行指南上的距离大半失之过大。因此，已知的地球便过大了。

关于构成地图的方法，人们曾长时期受迷惑，这是因为托勒密用地面测量所确定的位置代替了经纬度，导致了以为这些位置好像是用天文定点法测得的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由中世纪直至近代，托勒密所享有的巨大权威便建立在这上面。

在这个时期，对于地理学的贡献，我们主要介绍斯特拉波和托勒密这两位宗师。

斯特拉波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曾经旅行过许多地方，他曾到过西方，也曾到过南方，他的生卒年代不详，但可以肯定是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

斯特拉波在83岁时完成了43卷的《历史》的著述之后，便着手地理学的著述，顺利地完成了17卷，世称之为《地理学》。

他在这部著作中只发表了一些关于数理地理学最需要的知识，而用了很大部分的篇幅来作自然地理学的阐述，但这一部分在他的著作中，只不过是主要偏重于政治描述的“地方志”部分的一个绪论而已。

斯特拉波断言，有人居住在全部世界仅占温带陆地的三分之一，他认为能够而且可以相信在这个空间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甚至不止一个的有人居住的世界，但这些住有其他种族的世界，是负责描述已知世界的地理学家所不必研究的。

斯特拉波的同时代人很少重视他的《地理学》著作。直到公元五世纪，他的这部著作仍是默默无闻。但在后世的希腊人看来，斯特拉波主要是一位地理学家，尽管他的大多数著作都带有历史学的性质。

斯特拉波所报道的知识，使他的《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的非常重要的源泉，因为他陈述了罗马帝国初期的地理情况。

斯特拉波对地理学的本质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认为，在地理的研究上，我们不仅要观察一个地方的形状与大小，而且像我们说过的，要观察他们的相互关系。

他还认为，我们必须谈到地方的各种自然条件，因为它们都是经常不变的，而各种人为条件是要不断发生变化的。但是，应当指出，这些人为的条件中，有些在某一个时期内还是保持着不变的。

斯特拉波觉得作为地理学家，所需要的莫过于，当我们需要分为各部分而对它们逐一地加以详细描述时，我们就应该宁可按关节来划分，而不应该随便作部分的划分，因为只有采用第一种方式，才能获致明显的形式和准确的界限。

斯特拉波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志学家，这从他确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看出来。他认为，像测量土地采用天文学家的基本原理，而天文学家采用物理学家的原理一样，地理学家应当以已经测量过的整个地球的报道作为真理，并相信地理学家过去所相信的真理。

首先，测定我们所居住的土地（人类居住的全部区域）的面积、它的形状、自然特性和它所有（全地球的）土地的关系，这就是地理学的特有对象。

然后，地理学家还要对陆地与海洋的个别部分作适当的报道。

尽管斯特拉波在地理学方面，以其地方志学的特长而成为代表作家，但他对于普遍地理学也不是门外汉。

他在描述地区的著作里，提出许多自然地理的一般问题，表现他自己是最优秀的古代自然地理学家，在他的著作里，阐述了他的许多特别有趣的观察。

在斯特拉波的数理地理学的文章里，他很有兴趣地提出了存在着自然规律的论断。依照这个论断，每个单独的物体为其重心所吸引，因此在地球上处于静止状态的任何液体表面，都具有球面的形状。

斯特拉波认为，航海者可以清楚地看见海面的曲形，因此他们不能看见远处的与他们的眼睛保持同一高度的火焰。

但是若使这些火焰的高度升高，纵然距离较远也可以看见。同样的道理：如把观察者的地位升高，就可以看见先前看不见的物体。

还有一件事也恰是如此：如果有人向着海岸游泳，在他的前面，大陆是逐渐展开的。那当初似乎是低下的陆地就越来越升高。

为现代所有的地理学基本读物所采用，类似这样的一些关于地球是球状的论证，斯特拉波已在地理学的文献里第一次采用了。

斯特拉波赞同“海洋论”的见解，所以他认为由海道航行可以绕过非洲，这就是说，大西洋和印度洋是相通的。

斯特拉波想象陆地本身就是一个岛屿的样子，被大洋和外海所紧紧围绕着。这个海洋构成四个大海湾，深深地楔入大陆。

第一个是北方海湾，那时已经有人认为所有的海必与大洋相通，因此也产生了一种推测，认为有一条支流把里海与大洋边接起来。根据这个推测，可能有一种说法是，从里海往北去的大贸易水道大部分是由伏尔加河构成的。

第二个是西方的大海湾，就是所谓内海或地中海，而黑海就是内海的东方海湾。

第三和第四个海湾，恰是现代的红海和波斯湾。

斯特拉波把世界划分成三个部分：欧洲、亚洲和利比亚。不过，他也知道其他的见解，苏伊士地峡把亚洲和利比亚连接起来，而高加索则把亚洲和欧洲连接起来。

斯特拉波认为，在同一温带内，尤其是在通过雅典和越过大西洋画一个圆圈的附近地方，可能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有人居住的地方。

斯特拉波在地貌学方面的贡献特别巨大。他首先注意到了陆地的水平切割，特别是欧洲陆地的划分，而正确地估计它较之其他各洲为甚。

欧洲拥有许多破碎的半岛，例如，具有两个尖端的意大利。斯特拉波划分岛屿为大陆的和海洋的，采用陆地垂直切割的分类方式。

他研究陆地的升沉、水的破坏性与建设性作用和三角洲的构成。

他把天文气候与从属于地方条件的地文气候区别了开来，而明确了地方条件在位于同一纬度上的各个地方，产生着各不相同的气候。

他知道风上升时，水蒸汽凝结，由此也知道山作为气温分界线的意义。

他知道温度随着高度而降低，知道雪线、雪崩和冰川现象。

斯特拉波描述地区时，从西班牙开始，其次是法兰西、不列颠、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最后是非洲。

这样描述地区的方式和次序已经成为后世的传统，并在地理学的文献上已是根深蒂固了。

依照斯特拉波的看法，地中海是世界的中心，而意大利、日尔曼、小亚细亚各地，是他讲得最多而且描述甚详的诸邦。

为了作出关于它们的明晰的概念，他利用了其他作家所曾记述的全部精华，并援引了许多引文和引证之类。

斯特拉波、马里努斯与托勒密之间的一个世纪里，许多地方大地的知识扩大了，而且是别有一种的理解。关于地中海的描述，在不少观点上都已经有所改进，但是长度（由西至东）还是伸展得太多，非洲的北岸还是画得笔直。

在这百年间，亚洲的知识继续东进，非洲的知识继续南进。

但是，马里努斯对于这些进步所达到的范围估计过高，他把达到非洲东岸的地点不是定在南纬6度，而是定在南纬24度，尤其是因为他把绕马六甲到蒂奈的这条路作为向东的方向，就把亚洲过分向东伸展了。

他认为地球一周的总长占有225个经度，或者说几乎是地球周长的三分之二。

而托勒密（约公元90－168）则因为他的渊博的长达13卷的天文学巨著《伟大的天文学体系》而享有盛名。

在很久以前，人们就证明了月球是沿着偏心圆周围绕地球而运行的。但是托勒密指出，这种假定不能说明月球运行的一切不规则性，因为月球不是按偏心圆围绕着地球运行的，而是沿着一个较小的圆周运行，这个小圆的中心，又沿着上述偏心圆周绕着地球而运行。

这样，由月球所刻出的倾斜的圆周，叫做周转圆。

托勒密采用了这种周转圆，来解释其他的行星——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的运行，因此他的整个行星体系，获得了周转圆的体系的名称。

的确，这些简单的周转圆，似乎尚不足以说明行星轨道的不规则性，因此，托勒密不得不设想一些复杂的图解，以符合于这种目的。

《地理学导言》是托勒密的另一部名著。可是这部著作在其问世后不久，就被人们遗忘了，并且对当代的作家们也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到文艺复兴时代，《地理学导言》才被重新发现，而且长期成了关于宇宙和地球知识的源泉。

托勒密对制图学的发展，继续保持着长远的影响。托勒密把那个通过极乐群岛（大约这是古代世界已知的极西边的加那列群岛）的子午线认为是本初子午线。

托勒密的著作中所附的一些地图，都完全是以上端为北方。而向北的方向标，乃是古代世界分布在北半球的结果。那么古代人所再熟悉不过的古代世界的北半球，安置在比较容易看到的半球的上方，这是很自然的。

后来由于罗盘的普遍推行，其上的磁针一端永远地指向北方，这就更加便利了。这种方法，后来也成了一种通用的方法。

虽然中世纪的许多制图学者，在长时期内仍有把地图的上方定为南方的，兼或有定为东方的。

托勒密在他的《地理学导言》的开始部分，曾给地理学以如下的定义：“地理学是对地球上现在已知的这部分，包括一般与它（即已知这部分）有关的一切东西作线条的绘画（即地图学）。”托勒密把“地方志”从地理学（即制图学）中区分出来，认为地方志的任务是要详细地描述一定地方，以及其一切名胜古迹。地方志不需要地理学所必需的数学。从事地方志的研究，必须有描写的技能，然而地理学只用线条和符号就可以游刃有余。

托勒密在总结他这门科学的目的和任务的说明时说道：“地理学使我能够在一张地图上观察整个地球，就像我们在头顶上能够直接观察回转中的天体穹窿一样。”

简而言之，托勒密把地理学理解为数理地理学（包括地图学在内），而其所称之为地方志，就是指区域学而言。

《地理学导言》共分8卷。第一卷内容是一般理论上的绪言。

托勒密首先从地理学的定义开始，以后就阐明有关这门科学的资料和方法的各种问题，再就是对前人关于地球体积及形状的概念提出很大的修正，并简述先辈们所用圆柱投影法来绘画整个地球的不正确性。

托勒密提出了两种新的制图投影法。

第一种就是惯用的圆锥体投影法，这种投影法，具有从一个中心向四周放射的、直线的经线和弯曲的纬线。

第二种就是球面投影法，这种投影法，具有弯曲的纬线和弯曲的经线，只有中央一条相当于半球90°的直线经线是例外。

为了绘画地球上小规模的面积，托勒密认为也可以采用圆柱投影法。

在第二卷以及其后的几卷中，托勒密提供了绘制地图的资料。

在这几卷里所引用地理上的名称总数达8000个。他从各点之间距离的对比中，推测出大部分地方的位置，其中经过天文学上测定纬度的地方的数目，大约有350－400个。制图的资料，是一份标出地理座标的各城市和各地方的一览表，但是都很不正确。

在托勒密的《地理学导言》各版中。通常都附有27张地图，而他的原稿中，有些甚至有64张地图。

关于这些地图是谁制作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争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地图的作者是托勒密本人，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亚历山大港人阿加佛迭蒙是制图者。

这个问题在很久以后才获得解决。26张巨幅的地球分区图以及64张小型的区域地图的绘制者，事实上是托勒密本人，至于通常所谓的托勒密世界地图（用简单的圆锥形的投影法绘制的），则应当认为是阿加佛迭蒙所绘制的。

托勒密早就知道印度以东的各地，即包括马来半岛在内的印度支那，以及中国。他知道在非洲有一隆山，尼罗河即发源于此。托勒密还知道在尼罗河的上游，有一些为河流所经过的大湖。

托勒密对东部海岸和中部非洲，也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

在他的时代，罗马的船只已经航行过印度洋，人们已经知道斯里兰卡岛仅仅是这个大洋上的一个岛屿，而不是像某些地理学家所推测的那样，为南方大陆的一部分。

当时人们开始推测，印度洋一直向南延伸，甚至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远得多。已经探测出来的东部海岸线，是由亚丁起到桑给巴尔为止，这条海岸线仍然向南延伸。

但是，在亚历山大港学派的传统上，南方大陆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不太明显的暗示，即桑给巴尔附近的海岸线所构成的一个向东的小曲折，便成了托勒密的奇异假想的最后的推动力量：他暗自想象，黑色大陆的海岸急剧地转向东方，围绕着印度洋的整个南方边缘，并在马来半岛附近与亚洲大陆相接。

只有某一个神奇的芬内海峡把它们区分开，而在亚洲的岸上，有铺满黄金的两个城市。印度洋便成了第二个地中海，而整个的北非洲变成了南方大陆的一个巨大的半岛。

因为托勒密认为，环绕已知世界周围的未知地方，是一片辽阔的沙漠或不能通行的沼泽，所以应当认为他是大陆论的代表人物。

托勒密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还列举了许多河流、山脉、城市和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各族。

在其所列举的群山中，有萨尔马提亚山脉、喀尔巴阡山脉、阿兰特山脉等。而其所举的如阿马多克山脉毫不真实，甚至有些山脉还是虚构的地理事实。

托勒密把伏尔加河流入的里海绘画成为一个封闭的盆地，而不是北大洋或地中海的一个海湾。这样一来，里海经过五百年长期的错误想法以后，托勒密重新恢复了这个海所具有的正确概念。

但是，他却错误地认为里海内海的长轴方向是从西向东的。这种错误，大概是由于他对西徐亚湾旧有的辽阔区域和咸海的存在等，认识模糊所造成的。

这个时期，除了这两位大师，即斯特拉波和托勒密以外，除了他们所编撰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以外，还出了一些更专门的著作。

如阿格里巴为他的罗马国地图写了一个说明书，它主要是由一个按字母为序的城市表构成的。

在不少回航记中，作于二世纪末而至今还保存着的厄立特里亚沿海的回航记特别有趣，它记载着直到印度的旅行，这部书与其说是为航海家而写，似乎还不如说是为商人而写更恰当。

二世纪中期后不久，古代的地理学同整个古代科学一样，无论在希腊国，在亚历山大城，在罗马，开始趋于衰落，其主要原因是古代文化的普遍没落。

上层阶级零落了，下层阶级日益取得统治地位，此外还有不开化民族的入侵。这些不开化民族对较高的文化和科学还是毫无所知。一般人对希腊文荒疏了，也失去了极有价值的希腊文文献。空间的知识毫无进步，而且由于丧失了许多边区，连那里地理的知识也丢掉了。

各位同学，经过一段漫长的旅行，我们大致浏览了人类上古时期的地理景观。可不要小看了这个时期的地理学和整个科学，包括东方的和西方的，它们的确是远远超过一切别的古文化所有的科学，也确实远远超过我们即将叙述的中古时代的地理学。但是也不能对它们估价过高，因为它们仍然局限于一定的颇为狭隘的界限以内。

从西方来看，明确的视野还局限于地中海区域，以及它与西欧和小亚细亚最邻近的地区。清楚的知识所涉及的范围只有1100万平方公里。

而从中国来看，范围也只是局限于比较繁华、人烟较稠密的中原地带，而对广大的边远地带，则是无力顾及。

知识向远方延伸的最大障碍，是没有能力向远洋航行，因为缺乏罗盘。陆地上的空间知识也有其界限，它没有超出古代文化区域以外。商人也不敢深入蛮人或别的文化区域内，北方有森林和草原，南方有沙漠形成障碍。

这时，自然科学的地志还缺乏必要的基础，这样的地志仍然停留在个别观察和阐述的基础，特别明显的是很少注意固体表面的形相。

自然地理学所犯的毛病，也同样见于人类地理学：关于种种地带和国土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和文化，曾有个别很好的观察和很有头脑的阐述，但是却没有完整的见解，这种完整的见解，就是近代也是到了很晚的时期才得到，而且仍然不完善。

在系统地论述地理学方面，与各种思想方法相适应的各种流派总是互相并存。

在出身于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家看来，主要的事情便是从整体来研究地球的图形，研究精密地确定地点、正确地设计地图。

在别的一些人，如旅行家和历史作家们看来，国土和民族的叙述是主要的事情，对于和地球整体的联系和地球的地图的精确性却较少重视。

但是完全处于次要地位的是地球物理学，奇怪的是这一点很少为地理学方法论者所重视。它并非地理学，而是一种有系统的即建立在事物的各种不同种类上的学科，虽说它和地理学上甚有教益的许多观察和见解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这一时期，道路描述（路程记）的继续很有价值，其中含有相当精密的距离记录。

采用图的形式的一部大路程记，就是所谓的《波伊廷格尔表》，这部路程记包括由不列颠到印度整个已知世界，但并非采用道地的地图形式，而是出于实用的原因拉开成一个长条。

也出版了新的回航记，其中关于海岸的绘制部分比以前更正确了。

这些包罗万象的地理著作，内容都异常贫乏。而它们之所以重要，只因为它们曾把地理知识提供给基督教的中古时代，为中世纪地理学曙光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