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时期,在吴越钱氏一族保境安民政策的影响下,浙江经济逐渐恢复发展,在全国的地位逐步上升,金银器出土的数量在全国的比重开始明显上升。1970年在杭州市临安区板桥发现的五代墓葬,共出土银器17件,总重6500克,器型有盂、盘、壶、碗、盒、匙、箸等,器物或素面,或錾刻花卉、花鸟纹样,造型和装饰图案上多沿袭唐代的特点和风格。推测墓主人应该是吴越国的王室成员。
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浙江的金银器制造更进一步发展,而且逐渐商品化,不仅王公贵族、商人巨贾享用金银器,甚至酒肆、酒楼中也大量使用金银饮食器具。《武林旧事》中描写南宋临安的妓馆,“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具千余,以供饮客之用”。私人酒楼也备有银酒具,如“春熙楼、三元楼、五间楼、赏心楼……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可见当时金银饮食器具之普遍。浙江出土金银器也以南宋为大宗,杭州、温州、宁波、衢州、金华等地都有出土,而且无论在造型还是纹饰上,都一反唐代的富丽之风,变得素雅和富有生活气息,给人以恬静舒畅的美感,但是在细节处却极尽工巧,体现了匠人高超的工艺水平(见图5-39~图5-41)。
图5-39 义乌市博物馆藏宋代银鎏金六曲花口盏
图5-40 东阳市博物馆藏银鎏金云龙纹箸瓶(www.xing528.com)
图5-41 东阳市博物馆藏南宋龙纹杯盘(一副)
到了明清时期,除了首饰外,金银饮食器具已从一般百姓的生活领域中退出,仅供皇室贵族使用,目前发现的主要出于帝陵和藩王墓中,民间出土的极少。金银器制作也一改宋代清秀典雅,意趣恬淡的风格,而越来越趋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来愈浓厚。1990年,龙游县石佛乡石佛村上余自然村发现的四只明代窖藏金杯是目前浙江地区,乃至全国仅见的明代民间日用金制饮食器具。这四只金杯为高足酒杯,其中二件为荷花瓣造型,杯足底阴刻有“天启六年季春月余荣四六置吉旦”,内底各刻有“元”和“亨”两字;另外两件为菊花瓣造型,杯足底阴刻有“崇祯十三年仲春月余四六置吉旦”,内底各刻有“文”和“行”两字,工艺精湛,制作精美,是难得的明晚期带款识的佳品(见图5-42)。
图5-42 左为崇祯十三年“行”款菊花形高足金杯,右为天启六年“元”款菱花形高足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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