迨至北宋，瓷器作为饮食器具最主要来源的地位已经基本确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备的器具。唐末至北宋初年，越窑瓷器仍在蓬勃发展。吴越钱氏为了保境安民，积极地向中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以及北方的契丹等国进贡越窑秘色瓷器，并在上林湖设立官监窑，以监督瓷器烧造。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俶纳土归宋，北宋朝廷也全面接管了越窑的生产，但是越窑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宫廷用瓷舍远取近，大量使用开封附近汝窑、定窑、钧窑的产品，越窑秘色瓷的地位逐渐被取代，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同时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窑场，经过激烈竞争、淘汰、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一些名窑为中心的“窑系”，以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最为著名，因此被后人合称为宋代六大窑系。
龙泉窑彻底取代越窑，成为浙江地区的名窑，其窑址在整个丽水地区及温州的永嘉、泰顺、文成、苍南，金华的武义等地均有发现，其中以龙泉市窑址最为密集。龙泉窑早在唐以前就已出现，但是规模不大，主要生产盘、碗、壶、瓶、罐等常用器。到北宋晚期，因为瓯江整治，运输条件改变，龙泉窑发展迅速，并开始为宫廷烧制瓷器。进入南宋以后，龙泉窑吸收了北方的制瓷技术，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等都有极大提高，器型种类更是大大丰富，饮食器具有碗、盘、蹀、渣斗、壶、瓶等，还有仿造青铜器、玉器制作的觚、觛、投壶、琮式瓶、鬲式炉等，器物造型古朴醇厚，装饰以刻花、印花为主，常见纹饰有云纹、水波纹、双鱼纹等，碗、盘内底心常有“河滨遗范”“金玉满堂”之类的阴文款。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对烧成气氛的控制，龙泉窑的釉色十分纯正，最知名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都出现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南宋晚期，龙泉窑还创造了“露胎贴花”工艺，制作时将不施釉的素胎模印花沾一点釉浆粘于器物需要装饰的部位，烧造时铁成分与窑内的氧气进行二次氧化反应形成了浅红褐色，俗称“火石红”，这种工艺增加了龙泉窑器物的质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效果，与原本单一的青瓷釉面形成强烈对比（见图5-33～图5-35）。
图5-33 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龙泉窑青瓷暖碗，该碗为夹层碗，底部中间有一圆孔
到了元代，由于需求量增加，加上海外市场的开拓，龙泉窑的产区不断扩大，成为外销瓷的主要品种。器物类型也有所增加，出现了高足杯、荷叶盖罐等，装饰上采用刻、划、贴、镂、印、雕塑、露胎贴花等工艺，甚至恢复了点彩技术，利用铜红、铁褐色点缀器物，碗、盘等器皿上还出现了蒙古八思巴文。入明之后，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龙泉窑窑场纷纷倒闭，龙泉窑的烧造中心转移到了丽水庆元一带，以烧制民间日用瓷器为主，质量和销量都不如之前。
图5-34 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龙泉窑青瓷斗笠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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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5 浙江省博物馆藏元龙泉窑露胎盘
明中期之后，全国各地的日用瓷器几乎全被江西景德镇垄断，浙江本地仅浙南庆元、龙泉等地还在烧制青瓷，但都以陈设瓷居多。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彻底占据了浙江百姓的餐桌。此后几百年，景德镇烧制的成化斗彩，正德孔雀绿釉，嘉靖、万历的五彩，以及清代康雍乾时期的青花、五彩、红釉、天青釉、素三彩、粉彩、珐琅彩、窑变釉、广彩等，绚丽夺目，代表了明清时期中国制瓷技术的最高峰。器物造型和种类更是多得令人眼花缭乱。比如最简单的盘就有托盘、拿盘、捧盘、方盘、花口盘、攒盘等多种。其中攒盘是明朝万历年间出现的新产品，是由一定数量、样式的小盘拼攒成的成套餐具，清代尤为盛行。按件数分有五子盘、七巧盘、八仙盘、九子盘等，按式样分有圆形、长方形、八方形、叶形、牡丹形、梅花形、莲花形、葵花形等。酒器名目更多。《明本大字应用碎金》记载，明初酒器有23种：“尊、榼、欙、罍子、果合、泛供、劝杯、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杓、酒经、急须、酒罂、马盂、屈卮、觥、觞、太白。”每种又各有变化。而且不仅酒经、注子、劝盏、劝盘、台盏等为瓷器，各类尊、壶、瓶等也都是仿造青铜器制成的瓷制器具（见图5-36～图5-38）。
图5-36 浙江省博物馆藏明万历景德镇窑青花婴戏纹碗
图5-37 浙江省博物馆藏清乾隆景德镇窑绿釉龙纹盘
图5-38 宁波博物院藏清嘉庆景德镇窑粉彩花卉纹九子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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