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到1865年期间，美国西部边疆的新兴社区纷纷效仿北方与东部的发展方式，并将其推而广之。这些社区成立时间从几周到三十年不等。1857年，这些社区以务农为主。在南北战争前，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辛州和堪萨斯州属于边疆地区。随着人口日渐稠密，一些人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来到了更加偏远的西部，也就是被称为“美国沙漠”的区域。1868年，国会终于完成了从密苏里河到太平洋沿岸最后土地的进一步划分。至此，一个新的行政区域诞生了。
1857年后开发的最后的边疆是个新兴地区。那里处处都是采矿营地。采矿者在落基山脉到处立桩标划自己的领地，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1857年之前，大盐湖附近的摩门教徒是堪萨斯东部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唯一一批数量可观的殖民者。如今，人们接连不断地涌向派克峰和科罗拉多准州（1861年），从加利福尼亚州涌向卡森谷和内华达准州（1861年）。多年后，依密苏里河上游村庄而建立的达科他（1861年）农业区展现出布拉克山的富饶资源。1863年，亚利桑那准州依科罗拉多河下游的矿产而生。大陆分水岭北部在同一年划归爱达荷，在1864年蒙大拿成立时又被分出。最后被分出的怀俄明是1868年矿山和铁路的产物。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俄克拉荷马一直未命名。事实上，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时，它就已经形成。
这些采矿营地的合法化进程对美国的影响巨大。国会处理有关西部计划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1787年法令》[1]颁布之后，这类事务就更加频繁，公共土地的历史也开始由西部的需求来主导。1862年，美国西部农业区的农耕能力因麦考密克收割机的发明而增强。同时，西部颁布《宅地法》，规定土地权归开垦、耕种该土地的农民所有。这是托马斯·哈特·本顿穷其一生争取的事业。但他最终没能等到国家充分尊重农民依法拥有土地权的那一天。最初，农民的行为被认定为擅自非法占有国家土地。后来，国会终于开始考虑开荒者的利益而修订法律。这一进程来之不易。在《宅地法》以及当时仍具效力的《优先购买权法》的影响下，在印第安人被驱逐之后，土地业权在山地各州迅速确立。
麦考密克收割机
托马斯·哈特·本顿
矿工们不甘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地处边疆矿业地区的人极力呼吁国会大量拨地，驱逐印第安人，增强治安保护，通邮并修建铁路。国会开始加大力度解决问题。1858年，国会创立的陆路邮递二十五天内就能通过公共马车将信件送至加利福尼亚州。1860年到1861年期间，驿马快信提供了更加快捷的邮递服务。在私人出资建立通向太平洋沿岸的电报线路后，国会和西部开始着手横贯大陆铁路项目。
1862年夏，美国政府授权一大批铁路公司修建从密苏里河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铁路（该铁路段已经从美国东部修至圣约瑟夫）。为获得更全面的政府支持，1864年，美国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案》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每铺设一英里的铁路，政府赠予二十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至少每英里1.6万美元的美国公债贷款。西部几乎没有什么资金，而繁荣的东部有更好的投资项目，结果该铁路项目难以找到资金支持。在说服东部投资者们相信横贯大陆铁路可以带来回报之前，西部开发者们四处碰壁，在得到与失去之间备受煎熬。直到1866年，这项铁路工程才算真正开始。
美国驿马快信
1866年到1869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工程开展的如火如荼。从康瑟尔布拉夫斯到萨克拉门托，联合太平洋铁路跨越了辽阔的平原、沙漠和高山。在铁路的西端，利兰·斯坦福和加利福尼亚州一批追随他的理想主义者们共同承担了这项任务。铁路东端并没有出现一位促进铁路发展的领袖人物。铁路的两端都需要面对修建铁路所需的木料、石料和钢铁供应问题，但唯独不担心劳力问题。利兰·斯坦福从中国找来苦力承担这项工作。南北战争的老兵们和新移民们则承担了东端的大部分工作。随着东端工程的不断推进，印第安部落也开始眼红。波尼族人、苏族人、阿拉巴霍人和夏延人从新修建的铁路中意识到荒野部落生活已经走到尽头。
伴随着铁路建设而来的还有惨烈的印第安人暴动。印第安部落在怀俄明、科罗拉多和印第安领地作了最后的抵抗。在铁路建成之前，平原上的部落就已经被控制在南达科他和印第安领地的大型集中营里了。这意味着印第安人暴动最惨烈的那段历史已经结束。
印第安波尼族人
美军镇压印第安人暴动
1869年春，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竣工，一个盛大的庆祝仪式在犹他准州的奥格登附近举行。工程各处的最后一个步骤都被赋予国家意义，不仅因为国会提供了援助，还因为用铁路将两个大洋连接起来是美国人民的共同愿景。随着铁路工程的完工，国内要面对的问题从令人兴奋的工程和财政风险转移到枯燥乏味的账单支付上，公众热情也自然而然随之减退。
联合太平洋铁路是19世纪60年代最长的铁路，广受关注。从经济学上来讲，这只不过是北方投机商业扩大化的一个典型。它始于南北战争，并由此发展壮大。正如每次恐慌过后的经历一样，美国开始进入充满希望的发展期。1861年左右，经过几年的萧条与停滞，美国商业得到了恢复。美国的信用度提升，贷款更加自由。资本再次打开雷达，搜索着收益丰厚的投资项目。在新开发的地区，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可开发的领域潜力巨大。在整个西部开发运动达到了高潮。
联合太平洋铁路竣工，工人举行庆祝活动
就像美国西进运动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的情况那样，西部陷入了沉重的债务之中，渐渐地，负债超过了资产。借款解决了移民的大部分费用。最初，西部的开荒者们并没有种植庄稼，只是靠着积蓄和借款度日。他们向当地的商人、银行和新铁路公司竭尽所能地借款。以前必须住在老区以利用积累资产创造盈余用于投资的债权人，现在移居到美国东部甚至是欧洲。殖民与发展提供的必要条件为地区之间新的商业利益联合铺平了道路。远西地区和西北部地区为债务人的利益发声，而东部则代表债权人的利益。自美国财政部在财政重建的过程中启用绿背纸币之后，这种分裂就越发明显了。
西部开荒者和他们简陋的家
1865年，流通中的法定货币绿背纸币一度达到4.33亿美元，不仅构成了战争债务的一部分，还成为现金流通的基础。在战争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绿背纸币与州立银行发行的纸币、地方代用货币以及美国的辅助货币或“乱发纸币”共同构成了美国的货币系统。1862年美国政府禁止铸币流通，只有在合同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以金银兑付。1863年，萨蒙·波特兰·蔡斯部长开创了国家银行制度以统一流通中的货币，并以美国公债债券作担保，但该制度直到1865年州立银行纸币退出流通才得以实现。之后，国家银行大量出现，并发行纸币替代了州立银行不稳定的纸币，取得了与绿背纸币同样好的效果。1865年，所有纸币均低于票面价值，黄金短缺并一度退出流通，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878年底。
绿背纸币的贬值反映出人们对南北战争结果的普遍疑虑。自从绿背纸币的购买价值低于一百美分金币价值的标准之后，那些将绿背纸币作为美元接收的人备受其苦。当时，因战争而陷入绝望的联邦政府强迫债权人依照票面价值接受绿背纸币。这显然有失公正，但政府这么做也属无奈之举。后来，绿背纸币迅速恢复到票面价值，财政部立刻意识到和平即将到来。
在1865年任财政部长之前，印第安纳州的休·麦卡洛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他提议，如果允许，减少包括绿背纸币在内的所有战时债务为低利率的长期债券，并创建偿债基金以便在债券到期时予以兑付。措施包括撤回流通中的绿背纸币并销毁用于商业往来的绿背纸币。国会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休·麦卡洛克开始逐月撤回绿背纸币，直到1868年2月，绿背纸币总量降至3.56亿美元。
然而，撤回法定货币的措施没实施多久，西部的抗议者们就冲着财政部和国会来了。表现活跃的绿背纸币是当时美国商业唯一可用的货币，但如贬值货币一样糟糕。如果绿背纸币退出流通，美国还没有任何货币能替代它，除非铸币恢复流通。在商业上升期，货币数量每减少一美元都会使其活跃度进一步增强，带来更大的市场价值。货币升值，所有以货币衡量的商品价格必然下降。出现物价下降的西部认为这是一场金融灾难。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恢复硬币支付意味着商品价格下降，财政部也不得不在强加于民的贬值货币的各种弊端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休·麦卡洛克
东部的债权人得意地将预期的增长视为美元的购买价值。他们的自私自利与健全的金融原理协调一致。对于西部的债务人，这个过程却大相径庭。他们被局部利益蒙蔽，忽视了美国的债务问题。
货币开始贬值后，西部的大繁荣局面随之开启。绝大多数的西部债务，不管是建立在殖民者的农田、商人的股票还是实业公司的债券之上，均由贬值绿背纸币对应价值的法定货币美元创建。所以任何绿背纸币增值的可能必定会增加债务的内在价值。如果“美元”在价值六十美分黄金的时候借出，由价值八十美分或更多黄金的“美元”偿还，债务人偿还的要比最初的借款多三分之一。然而，他们对政府信用并不抱希望，因而忽略了自己的损失。令他们不满的不仅是实际货币量的减少，还有增值的那部分金额。
休·麦卡洛克受过专门的财政培训，时刻准备着为了国家的偿付能力而牺牲债务人的利益——而且的确，这两者中总有一方需要低头。国会感到了来自西部的强大压力，特别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工业体系得到重组的西北部地区，从匹兹堡到芝加哥。1868年2月，法律禁止继续撤回绿背纸币，流通中的绿背纸币总额达到3.56亿美元。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在和平时期得到合法化。最高法院最终对此做出了规定[2]，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法定货币都由国会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
19世纪60年代的匹兹堡
1868年，正如其他地区一样，西部地区陷入债务危机。就像其他债务方一样，西部倾向于通货膨胀理论，希望通过政治途径来纠正不公。1786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的农民们就曾为此追随丹尼尔·谢斯。第二合众国银行在强迫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的银行偿还债务时，遭到强烈抵抗。而现在，西北部采纳了政客们的建议，认为发行更多的绿背纸币会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
绿背纸币运动的支持者们极力主张保留法定货币作为货币基础，而且所有“合法货币”形式的应付债券和利息应以纸币偿付。因此，他们希望增加绿背纸币的流通量，从而够避免物价下降抑或是给负债者增加压力。全国各地负债累累的债务人都接受该主张。俄亥俄州的乔治·亨特·彭德尔顿更是成为该主张最著名的代言人，该主张也受到了如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的支持。1868年，乔治·亨特·彭德尔顿更是凭借此主张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1868年7月4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市坦慕尼协会[3]总部坦慕尼厅举行。乔治·亨特·彭德尔顿的支持者在会上提出自己的“俄亥俄倡议”[4]，但该倡议受到仍然觊觎总统之位的首席法官萨蒙·波特兰·蔡斯以及民主党战时纽约州长霍拉肖·西摩相似观点的挑战。《哈珀周刊》社论发表评论道：“1864年，民主党代表大会发表反战言论。忠于联邦的人们鄙视这种言论并努力争取无条件胜利。1868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主张拒付战时债务。该言论同样遭到高尚人士的唾弃。”在第二十二轮投票中，霍拉肖·西摩战胜乔治·亨特·彭德尔顿得到提名，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得到副总统候选人提名。虽然霍拉肖·西摩明确否认“俄亥俄倡议”，但“俄亥俄倡议”还是体现在了民主党的政纲之中。(www.xing528.com)
乔治·亨特·彭德尔顿（右）与麦克莱伦（左）的竞选海报
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
民主党对东部普遍否认的事情做出了承诺，所以在竞选活动一开始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不但他们的对手指责霍拉肖·西摩是铜头蛇，民主党还公开表示受到了韦德·汉普顿和“参会的上百名其他叛军官员”的恐吓。针对民主党的指控已经包括“叛国罪”和不忠罪了，经过共和党的修改又增加了拒付的罪名，当然，共和党的真实意图是要秘密地让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获得更多支持。
1864年，共和党被迫伪装成“联邦党”。接下来的四年中，它将为此付出代价。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后，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宣誓继任总统。将民主党和共和党作为联邦主义者联合在一起的纽带在罗伯特·爱德华·李投降之后瓦解。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终于可以追寻他最初的想法——做一个坚定的重建者。在国会召开1865年至1866年的会议之前，他的政策使他与共和党激进派渐行渐远。1866年，该政策导致他与共和党发生直接冲突。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接受罗伯特·爱德华·李投降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和共和党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起因于他关于美军控制下南方战败各州权利的政见。与林肯的想法一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认为纵使这些州曾一度陷入混乱局面，但仍然应保持其州的属性，只不过现在它们属于联邦了。作为总统，他虽然有暴力执行法律法规的权力，但希望自己成为该时代不再依靠暴力执法的第一人。秉承这一思想，1865年5月，安德鲁·约翰逊大赦邦联诸多将领。接着，他大赦各临时政府，制订并公布相关规则以供战败南方各州修订其宪法，重建有序并忠于联邦的州政府。在国会阻挠这一政策之前，他完成了对最后十一个州的整顿。
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和共和党同事之间的分歧在于南方选民身份的恢复问题。在脱离联邦时，南方绝大多数州的白人群体受到了影响。在战争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南方联邦派系始终忠于联邦。南方将领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赦免，其身份也全面恢复，并作为民主党成员重回国会，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将南方黑人代表的名额比例从原来的五分之三提升至与白人同等水平。每个州都可以产生比战前更多的众议员。在北方民主党的帮助下，南方控制国会并非不可能。
在北方共和党看来，战败的南方将领非但不受罚反而要奖赏的主张，以及任何可能让1864年林肯总统领导联邦人民击败的政党东山再起的重建政策都是不合理的。被竞选成功带来的种种好处所吸引的政客们一想到会失去这些好处就愤怒起来。无私的北方人为了维护联邦统一牺牲了太多。他们认为，现在立即把联邦拱手让于民主党温和派与之前的“叛乱者”风险太大。这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计划，由共和党激进派操控的国会开始着手阻止这件事。
《任职期限法案》辩论现场
虽然作为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掌控着任免权，但如果不是出于道德考虑，国会有权限制他对其职权的使用。任何任命必须得到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批准。1867年，国会制定法律，规定免职同样需要得到参议院的首肯，而《任职期限法案》将此争议推向高潮。比共有权力更重要的是各议院对其成员的“选举、当选和任职资格”做出评判的专有权。南方的参议员们和众议员们脱离国会已久，没有获得两个议院的认可，也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身边有一部分顾问强烈认为包括预先安排的十一个州成员在内的国会只是个“残余组织”，并且没有任何权力，但他们没有影响投票中大多数人的选择，也没有影响到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法案的颁布。
查尔斯·萨姆纳（左）与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
在第三十九届国会（1865—1866）中，参议院有查尔斯·萨姆纳，众议院有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对该届国会成员来说，如何将党派联合在一起以阻止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计划是个重要问题。在众议院，因为共和党占绝大多数席位，问题变得简单了。在参议院，虽然共和党没有那么多席位，但可以通过罢免一个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将人数控制在三分之二。这样一来，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就都能公然对抗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了，并且可以不顾他的否决通过一系列议案。从否决设置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和《民权法案》开始，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否决了一系列国会议案。然而，三分之二的投票结果迫使总统接受以上两个议案以及一系列重要的重建法案。
目前，基于法理与诚信的分歧着实令人尴尬。共和党激进派的猛烈攻击加之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过度反击使局面变得不堪。1866年，国会将《第十四条修正案》提交给各州批准。1867年，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用于在军方控制下实施重建计划，否决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撤免官员的议案。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最终以自己的能力获得了党派之争的胜利。他虽然往往在言语上十分极端，但执行国会通过的各项法案不遗余力，就好像执行的是他自己制订的法案一样。到目前为止，当重建事宜与《宪法》条款相抵触时，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有优先决定权。事实上，《宪法》无法超越逻辑并预见不可控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国会两院均占有三分之二席位的共和党激进派则有权做出决定。作为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几乎无懈可击，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把柄。1866年，对手已经虽然开始着手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却一直找不到任何依据。
《任职期限法案》变成弹劾的导火索。司法部长提出该法案违反《宪法》。于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就撤免了促成该法案通过的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这一行为导致他与在战场上指挥军队作战的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决裂，给了国会弹劾他的机会。1868年2月，众议员投票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
安德鲁·约翰逊遭弹劾
在参议院，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审查从1868年4月一直拖到了1868年5月。弹劾的内容冗长，言之凿凿地详细描述了总统的种种罪状，但只有违反《任职期限法案》这一条适用于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的案子，该法案违反宪法的真相也由此得以进一步明确。另外，该法案制订得过于草率，并没有将此案涉及的情况包括进去。事实上，这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接受审查的策略，这些证据不足以说服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判他重罪或是轻罪。1868年5月中旬，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被无罪释放，共和党便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挑选他的继任者上。
在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斗争的过程中，共和党的路线得到了进一步明确。每个渴望提名的联邦主义者都支持国会的重建计划，没有哪个议题能与重建计划相提并论。在一条政治纲领中，绿背纸币运动遭到谴责，其重要性仅次于重建计划。该条目称“任何形式的否决都是国家级的犯罪”。在芝加哥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成为最合适的总统人选。
《任职期限法案》辩论期间《哈珀每周》的社论漫画：战争部长斯坦顿举着火把准备点燃标有“国会”的大炮，他攻击的目标为安德鲁·约翰逊，发射的是名为“正义”的炮弹
几乎没有人能像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那样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一切都那么实至名归。1861年，他还是一名退役军官，一个失败者。1863年，他已经成为攻克多纳尔森堡和维克斯堡的战斗英雄了，在全国威名大震。在1864年到1865年的军事行动中，正是他过人的毅力和胆识支撑着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868年，作为陆军司令的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反目之后反而非常幸运地成为两党梦寐以求的候选人，因为他本身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由于他与共和党领导人的关系，他在芝加哥共和党代表大会的第一轮投票中就得到了提名，而印第安纳州的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则作为副总统得到提名。
斯凯勒·科尔法克斯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得到提名时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审查已接近尾声。在宣布延期之前，国会重新接纳了几个在多数共和党人控制下恢复的南方州。田纳西州已经回归，新加入联邦的州有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当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在11月当选并且即将在来年3月就任的时候，就只剩下三个州还处于临时管辖的状态。当他宣誓就职时，北方、南方抑或是西部，无人不为他高兴。他结束了绿背纸币危机，因而受到东部的青睐；西部则念着他在密西西比河河谷出生、长大；在南方，他代表着两袖清风的普通军官。在接纳书中，他做出一个备受欢迎的承诺：“让我们共享和平。”
[1]又称《西北法令》。——译者注
[2]在诺克斯诉李以及朱利亚德诉格林曼的案子中。——原注
[3]坦慕尼协会是纽约民主党中央组织成立1789年。因其总部所在地“坦慕尼厅”而得名，后成为“腐败城市政治”的代名词。——译者注
[4]186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主张以绿背纸币代替黄金偿付内战债券的倡议，受到中西部穷人的欢迎。也称“俄亥俄观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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