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绿色股权
目前在学术界并未对“绿色股权”进行明确的限定。德意志银行气候顾问的报告(2012)提供了一个广泛、全面的“气候变化投资组合(Climate Change Investment Universe)”,确定了三大领域:清洁能源、能源、材料效率和环境资源(见表10-2),每一大领域又包含2~3个子领域及更多的细分。机构投资者必然将进行绿色的组合投资,股权的涉及范围将与表10-2有所重合。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相关的绿色投资指数,为机构投资者的绿色投资提供了参考和投资标的。
表10-2 德意志银行气候变化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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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运输可能还包括轨道交通和铁路;在一些富裕的司法管辖地区,海水淡化是有争议的,因为它“通常是以一种能源密集的方式处理水供应问题”。
资料来源:DB Climate Change Advisors(2012)。
(二)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顾名思义是指为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或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而开展融资的债券,通过绿色债券募集到的资金一般投向风能和太阳能的安装、节能措施和低碳交通及设施。绿色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会有大量的投资直接涌入低碳项目,主要是太阳能和风能,这使可再生能源行业快速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
2015年3月25日,非政府组织气候组织(Climate Group)网站援引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P)发布的绿色债券市场发行数据指出,2015年全球公司发布的绿色债券额将破纪录达到300亿美元,有助于低碳行业的发展。自2007年由欧洲投资银行(EIB)和世界银行共同建立以来,绿色投资市场稳步增长。基于中国市场将会增长和绿色投资体系的透明度将会大幅增加的预测,S&P估计2015年底全球绿色债券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标准普尔的分析认为绿色债券市场增长的促进因素包括三个:一是2013—2014年年间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大胆举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与绿色市场的传统中坚力量一起发行更多的绿色债券;二是新的发展银行也开始加入发行绿色债券的队伍;三是目前许多长期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考虑气候风险和可持续发展因素[5]。
(三)可再生能源及相关技术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2015年6月发布题为《可再生能源目标设定》(Renewable Energy Target Setting)的报告指出,可再生能源目标已成为全球能源格局的关键特征,各个国家和区域正转向更加安全和可持续能源的未来发展道路,可再生能源目标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机制。2015年3月31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由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中心(Frankfurt School-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与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联合编制的题为《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Global Trend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2015)的报告也指出,201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升温,投资额较2013年增加17%至2700亿美元。主要贡献因素为中国和日本大规模扩建太阳能装置产生749亿美元的投资,以及欧洲创历史纪录的海上风电项目决策带来186亿美元投资。
美国先进能源经济(Advanced Energy Economy,AEE)2014年5月,发布题为《温室气体减排的先进能源技术》(Advanced Energy Technologies for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的报告,展示了目前存在的解决气候变化的40种先进能源技术(见表10-3)。这40种技术和服务可分为建筑和工业、发电、电力传输和电网管理三大类[6],为企业进行绿色投资提供了发展思路与参照。
表10-3 温室气体减排的40种技术和服务分类
资料来源:美国先进能源经济(2014)。
(四)绿色股票指数
指数供应商也已经看到绿色投资的发展潜力所在,相继开发出使用不同的方法、定义、组成、覆盖范围和方法论的SRI、ESG和/或环境变化指数,这些指数也为机构投资中提供了可以进行被动跟踪投资的参照物。Inderst等(2012)在报告中对市场现存的部分指数进行了罗列(见表10-4)。在这些指数中有个共同的问题,即“绿色”可否进行科学的界定?如何用百分比来说明“绿色”的程度?Inderst等(2012)的解答是下述所有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定义“绿色”是艺术也是科学,例如,什么是环境有关收入适当的分界点:20%,50%或100%?
表10-4 绿色股权指数:定义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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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Inderst,G.等(2012)。
以FTSE环境指数(FTSE Environmental Markets Index)为例,该指数覆盖大约500家企业环境友好型企业(Environmentfriendly),可被划分为两大类(详见表10-5),挪威主权财富基金GPFG选择的是更加关注FTSE环境技术指数系列(即加黑部分,该系列要求企业至少50%的业务来源于环境市场和技术),而事实上,从权重来看,单一经营企业在FTSE环境指数系列的比重略超过10%;且本身存在规模有限、股价波动较大等局限。
表10-5 FTSE环境指数的两大类别及其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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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信息翻译,http://www.ftse.com/Indices/FTSE_Environmental_Markets_Index_Series/index.jsp。
具体而言,GPFG选择的是FTSE环境指数的环境子类别的前五种为授权范围内的领域,这五种也是GPFG投资集中的领域,即可再生与替代能源、能源效率、水利基础设施和技术、污染控制和废物处理及技术等,其所属公司的特征详见表10-6。
表10-6 环境子类别及其所属公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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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信息翻译,http://www.ftse.com/Indices/FTSE_Environmental_Markets_Index_Series/index.jsp。
由此可见,机构投资者在进行绿色投资时也并非如通常理解的投资“纯绿色”的企业,还是会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百分比问题,而实际的指数在进行选择时也会基于不同的标准来进行企业筛选和权重确定。
(五)绿色私募股权
理论上,绿色私募股权无疑是机构投资者较好的选择。私募股权作为专业机构已经对绿色相关投资进行了专业角度的筛选,给予机构投资者通过外包节约管理成本的选择。但事实上,机构投资者能够进行的选择绝非十分丰富。Preqin(2012)的统计显示,2006—2011年年间共有约170支清洁技术的私募股权基金诞生,规模达到310亿美元;清洁技术基金的主体为创业投资基金或基础设施私募股权风格基金。非专业基金也可以承担“绿色”投资,市场上共有1788支私募股权,其中15%(276)将清洁技术投资专门或者作为其广泛投资产业中的一个部分;纯清洁技术基金筹集了160亿美元。
Inderst等(2012)认为对冲基金、大宗商品和货币交易策略难以有绿色主题源于其短期的本质;不过,市场上还是存在绿色对冲基金;而大宗商品因为其本来就是自然或农业资源,木材、林业、农业和农业用地可以直接看做绿色资产类型,但方法可能过于粗糙;而碳交易本身有时会被认为是另一种另类绿色资产类型。
(六)绿色基础设施
Preqin(2012)数据库中的基础设施基金,能源是最热门的部门(455支基础设施基金中有263家),176支基金声称进行可再生能源投资。Kennedy(2011)从低碳和气候恢复力两个角度赋予绿色基础设施详细的定义:“低碳,气候弹性基础设施的发展需要建设(和重新构建)建筑、能源、交通、垃圾和水系统,以大幅度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排放,同时使这些系统和它们所服务的社会,更适应极端天气条件和海平面上升。”
绿色基础设施不仅能够增强一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还能够通过节能等方式带来成本节约。以绿色建筑为例,美国绿色建筑协会(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的统计显示,绿色低耗能建筑比普通建筑的租用率高出20%,新建绿色住宅的入住率比普通建筑的租用率高出6.4%,改建绿色建筑入住率比普通建筑的租用率高出2.5%。美国图形软件巨头Adobe按照绿色建筑认证系统LEED[7]的要求,耗资136万美元改造总部大厦,每年通过节电、节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固态废弃物的减少等,可为大厦节约157万美元,当年的投资回报率就达到121%。新建绿色建筑尽管前期存在附加成本(据相关统计,中国的附加成本为2%,美国的附加成本为5%~10%),但在建筑生命周期中可节约相当于20%的总投资运营费用,还能够改善空气质量、改进温度控制并改进及使用高性能照明,最终可以使员工的平均工作效率得到提升,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带来隐形红利[8]。
Inderst等(2012)在报告中对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有如下两类界定:一是通过部门温室气体排放(GHG)的数量来界定低碳、中碳和高碳。具体包括:(1)电力供应(水电、核电、风能、太阳能光伏、生物质能、CCS、天然气、石油、煤、褐煤);(2)建筑物使用(能耗包括照明和加热);(3)运输系统(乘客和货物);(4)废物管理。二是气候适应能力则通过新的基础设施、改善和基础设施的缺憾来进行界定,并给出主要部门的气候适应能力措施和技术的案例:(1)建筑物(绝缘、位置、气候适应力等);(2)水系统(存储、泄漏等);(3)能源供应和分配(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水能、开采;位置、适应力、分配网络等);(4)运输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公共、水路;设计,排水等)。
由此可见,绿色基础设施能够发挥满足基础设施功能、提供新的就业岗位、缩减后期使用成本、减少能源消耗、改善环境、营造更佳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功效。相信各国在未来会更加注重完善该领域的标准规范,基础设施投资方也会顺应趋势遵从绿色规范标准。
此外,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问题也极为重要,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案例可供参考。气候政策中心(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简称CPI)曾经在2012年发布了一篇名为《有效的绿色气候融资:迄今我们学到了什么?》(Effective Green Financing:What Have We Learned So Far?)的报告,借鉴圣乔治集团(the San Giorgio Group)[9]案例的经验,探讨公共资源的不同政策如何改变了私人机构、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对气候变化减缓投资的行为。选择的案例包括:一是突尼斯住宅部门推动的太阳能计划(Program Solaire)——太阳能热水器使用的融资机制,即鼓励有绿色科技融资市场潜力的银行为家庭购买太阳能热水器系统提供负担得起的信贷。二是沃尔尼海上风电场(世界最大的海上风电场)的案例,其中当地政府制定的海上风电激励措施支持一种能使项目开发者从非传统股权投资者中筹集资金的融资模式。三是瓦尔扎扎特(Ouarzazate I.),即摩洛哥的一个大规模集中太阳能发电厂,案例分析了国际融资机构的早期优惠贷款和国家主管部门的大量补贴在大幅降低项目风险和生产成本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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