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BP能源统计年鉴，2013年人类碳排放量达360亿吨，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中国27.5%，美国16.9%，欧盟10.4%，印度5.9%，俄罗斯4.7%。在世界各国普遍减排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碳减排压力开始凸显[22]。国际社会对于我国作为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大国给予极大的压力。尽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国际上对我国应该承担更多减排任务的呼声极高；同时，绿色贸易壁垒严重冲击我国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且这一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全球碳排放体系正在构建，未来可能成为现实，中国需要提前谋划，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绿色战争”中抢占先机，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环保政策等方面全面铺开布局。
在2015年我国政府公布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根据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责任担当，我国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中国还将继续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在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和城市、沿海、生态脆弱地区形成有效抵御气候变化风险的机制和能力，逐步完善预测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
为实现上述目标，根据“绿色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课题组[23]的估算（2015），“十三五”期间，按照落实现有已经制订的环境规划、计划和标准的“低方案”，中国在可持续能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修复、工业污染治理、能源与资源节约五大领域的绿色融资需求为14.6万亿元；若基于环境无退化原则的“高方案”，则资金需求高达30万亿元。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2015）表示，预计未来我国每年需要2万亿元绿色投资，覆盖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等各个领域；但财政预算每年只能拿出3000亿元左右的资金，约占总投入的10%～15%，其余85%至90%需要民间出资。(https://www.xing528.com)
一方面是庞大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客观存在的诸如融资机制不健全、国内碳市场尚在筹建等一系列问题严重阻碍了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而现有国际行动的规模和范围也远远不足以应对，如发展中国家减排最主要的基于市场的融资工具——清洁发展机制（CDM）本身就存在诸多缺陷，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世界银行，2010；R.G.Newlell etc.，2013；蓝虹，2013等）。RCCEF（2014）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公共资金仍需要较大规模的介入。低碳从“概念”到“行动”，既是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更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和先进技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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