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Climate Change板块在2014年10月5日发布题为《中国碳强度变化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s of Stagnating Carbon Intensity in China)的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来依赖于基础设施建设,最近几年技术进步所促成的碳排放强度下降逐渐被经济结构的‘重工业化’所抵消。技术进步和基础投资这两种驱动因素间的‘竞赛’在区域间又呈现出显著差异:发达地区实现了技术进步引领的‘低碳发展’模式,碳排放强度在2002年至2009年大幅下降。而内陆落后地区不仅技术效率提升停滞,并且由于其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高碳化的‘铁公机’(铁路、公里、机场)建设,导致区域碳排放强度不降反升,例如,贵州、新疆的碳排放强度在2002年至2009年间分别增加了27%和21%之多。报告建议调整针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投资模式,大力发展服务业,严格控制落后地区的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项目审批上马。同时,区域碳排放强度指标应充分考虑区域差异,针对生产端碳排放和消费端碳排放进行统筹。积极开展跨区域技术转移,落后地区借鉴运用发达地区的相应生产技术。增加研发与技术创新投入,实现低碳增长。”
2013年8月8日,由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刘竹博士、利兹大学关大博副教授、剑桥大学Douglas Crawford-Brown教授、清华大学张强教授和贺克斌教授,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刘建国教授等6位中外学者联合在《自然》第7461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低碳发展路线图》(A Low-Carbon Roadmap for China)的文章指出,尽管中国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减排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如何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降低排放和改善环境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能源需求;并提出中国实现“低碳跨越式发展”的五点策略:一是积极发展资源回收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包括通过回收金属废弃物、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回收利用对健康影响极大的地沟油并制成生物柴油等;二是改进中国节能减排指标评价体系,将节能减排指标和经济指标“脱钩”,并建议用“碳收支”(综合考虑碳排放源和碳吸收汇)代替当前的碳排放量来衡量区域的碳排放现状,以综合评价排放状况和减排效果;三是平衡区域能源供求关系,综合考察跨省区企业的产业链排放,并且建立区域间排放转移的补偿机制;四是发展低碳市场机制,政府部门在减少直接干预的同时加大监督和完善市场,并积极尝试消费碳税等其他市场手段与可再生能源或低排放产品消费的补偿措施(例如补贴电动汽车)相结合;五是实施区域大气污染物和碳排放协同减排,通过促进能源转型,从排放源进行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的联合减排成为有效的多赢策略[21]。(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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