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迟行动将会付出更高代价
2014年7月29日,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发布《推迟气候变化遏制行动的代价》(The Cost of Delaying Action to Stem Climate Change)的报告中指出,推迟气候政策行动10年将使气候变化减缓总成本增加40%左右,不采取任何行动将带来大规模的经济损失。从短期上看,推迟气候变化减缓行动可以降低成本,但总体而言代价高昂,如果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高3℃,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会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约0.9%,按美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这一比例相当于约1500亿美元;如果高3~4℃,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2%左右,拖延会加重气候变化,产生持久性的破坏。因此,落实气候政策类似于购买“气候保险”。支付减缓成本现在将减少大规模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可能性。而且与传统的保险政策不同;同时气候政策作为气候保险也是一项投资,会带来更加清洁的空气、能源安全和像生物多样性一样难以货币化的社会效益[15]。
(二)减排行动无害经济增长
表9-1以2013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29.4万亿美元(IMF,2014)以及中国2014年的GDP总量63.6463万亿元人民币(国家统计局,2014)为基准,与各研究机构提供的缺口数据进行比较。
表9-1 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缺口占GDP比例(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机构公布的公开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由表9-1可见,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气候融资缺口,中国也不例外。这一方面说明气候融资需求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发展中国家需要认识到气候弹性发展下存在着同样巨大的贸易与投资空间(王遥等,2014)。
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re)2015年5月发布题为《全球能源与气候展望:通向巴黎之路》(Global Energy and Climate Outlook:Road to Paris)的报告指出,全球致力于低排放发展以及将气候行动融入经济政策中可以同时实现气候目标、提高能源安全和效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合理的能源结构[16]。世界银行和气候工作基金会(ClimateWork Foundation)联合撰写并在2014年6月发布的名为《气候智能型政策发展:实现共筑繁荣、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叠加效益》(Climate-Smart Development:Adding up the Benefits of Actions that Help Build Prosperity,End Poverty and Combat Climate Change)的报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明智政策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在交通和提高能效等方面的清洁发展政策,除遏制气候变化外,还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该报告运用新的模型框架评估了5个国家(美国、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和欧盟的气候减缓政策对交通、工业和建筑业等方面所产生的效益,通过事例说明了气候智能型政策在经济、健康等诸多方面的叠加效益。报告指出,如果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促进清洁交通和提高工厂、建筑物及家电能效的政策,到2030年,全球GDP增长每年将高达2.6万亿美元,同时可防止约9.4万人过早死于污染相关的疾病,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于将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减少20亿辆。报告还分析了印度、巴西、墨西哥、中国4个国家如果在全国推广气候综合行动的潜在影响,其中如果中国推广应用7000万个清洁炉灶,据估计可防止逾百万人过早死亡,获得经济收益近110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2.2万个[17]。
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于2014年9月发布题为《更快增长更好气候》(Better Growth Better Climate)的报告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政府和企业现在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飞速的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新投资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改善经济绩效成为可能。报告认为,未来15年约90万亿美元将被投资到世界城市建设、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基础设施。这将为世界推动低碳增长投资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从而为就业、医疗、企业生产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带来多重效益。报告发现,在城市、土地利用和能源等全球经济三个关键部门中有巨大的机遇以实现快速增长和较低排放。为了实现这种增长,政府和企业需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投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并促进技术创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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